首先，任命官吏。

海暮云、郑海通等一大批高层被清算，空出了大量关键职位。

李方清并未从燕赵直接调来大批官员（暂时也没有足够人手），而是采取了扶持本地“次级势力”的策略。

他选择了数名在本地有一定声望、家族势力相对较小、且在之前的“围府”事件中表现相对中立或及时“悔悟”的中小贵族，以及少数经包拯、宋慈考察认为才干尚可、背景相对干净的旧官吏，暂时署理城主、税官、港务、治安等要害职务。

这些人既熟悉本地情况，易于过渡，又因地位骤然提升而对李方清感恩戴德（至少表面如此），且势力不足以形成新的割据。

其次，整顿商业。

宣布四海货栈等已被查抄的涉教产业收归官有，但其庞大的商业网络和渠道并未粗暴摧毁。

李方清示意由新上任的官员牵头，联合本地其他未曾深度涉教的大商号，组成新的商盟。

在官府监管下，逐步接管和恢复相关贸易，确保沧澜港商业命脉不至于中断，同时将利益重新分配，惠及更广泛的商人群体，收拢人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建立长期控制机制。

李方清深知，人事任命和商业调整只是权宜之计。

要真正涤清此地旧有势力的遗毒，灌输新的治理理念，培养可靠的行政人才，必须建立一套长效的教化与选拔体系。

他立即修书一封，以八百里加急送回燕赵城，交给杨士奇。

信中，他简要说明了沧澜城的情况，肯定了杨士奇、杨溥等人在燕赵城建立的高效行政体系与人才培养机制的成功，明确提出：

“东南新定，百废待兴，尤缺可靠干练之吏员。

请士奇先生速选一批精通政务、律法、财税、城防之骨干，并携燕赵行政学院之章程、教材、训导之法，即刻南下沧澜城。

吾欲于此仿燕赵之制，设立‘东南行政讲习所’，一则培训本地新选吏员及有潜质之青年，灌输忠君爱国、勤政为民、依法办事之念；

二则可作为基干，逐步厘清整顿东南十城之吏治，为我所用。”

这是一招釜底抽薪的深远布局。

不仅要夺其权，更要换其脑，从根本上改变这片土地的治理逻辑，将燕赵-崇明体系的成功经验与忠诚意识，深深植入东南。

当信使带着李方清的亲笔信绝尘而去时，沧澜城上空，阴霾似乎正在散去，但一场更加深刻、影响更为久远的变革，已然悄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