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此时大明的子民，并未像清末那样经历百年陆沉，大众的民族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

满清入关，同样烧杀掠夺，除了少数读书人，大部分人都没有抗争意识。不夸张的讲，即使只有十几个清兵，都能赶着成群的官兵百姓一路乱杀！

朱逢春承认，这一点确实是个现实问题！尤其是在教育普及方面，瀛洲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明末的社会结构以农业为主，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少。

当下的教育方式主要是私塾和家庭教育，而这两种形式的教育都受限于经济条件和地域差异。

在一些地区，如江南，由于经济较为发达，文化教育相对普及，因此识字率可能会相对较高。

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如北方地区，不识字的人可能会更多。

明末来华的欧洲人曾记载了，中国的男孩普遍能够读写汉字，但这可能仅限于某些地区或阶层。

朝鲜官员的见闻录也提到了江南人普遍读书，而江北不学者多的情况。建国前的文盲率达到80%，这也反映了明清时期识字率的一个大致情况。

徐教授还提出，考虑到瀛洲当前的实力，未来的世界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能给予我们压力，并且有效地促进我们的社会进步。

尤其是将来实现了世界民族大融合，为了确保人类前进步伐不会停滞不前，孙教授认为最好是在自己的体系内部创造一个可控的对立面。这样既能把握今后文明的变革方向，又能激发社会的动力和活力。

这种行为放在后世就叫做鲶鱼效应，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了对比，人们才会知道自己到底过得好不好，有了伤害才会有改革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