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部门都有了电视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开幕式，不断把镜头对准了人民大会堂二层看台上的横幅，播音员解说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在闭幕式上讲话的题目，也是这次中央全会中共中央报告的题目……”

红梅给云鹏打来电话说：“你看到了吗？这次全会的主题太新了，我们电视台新闻部的编辑们都说，这次全会孕育着一次大变革，你留心看全会公报吧！我们部的一些资深的老编辑说，解放思想是要改变现有的观点，去接受新的哪怕是你一时接受不了的观点；实事求是是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分析和认识新提法和新观念；团结一致向前看肯定要提出新思路、新任务、新目标。我认为咱俩是同一天入党的，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让你有思想准备。”

云鹏知道电视台、电台和报社的记者和编辑都是消息灵通人士，红梅能提醒自己，是怕自己乱说话影响前途。他对自己是有把握的，因为自己一切听上级的，倒是应该提醒一下柳维嘉，她可是什么都敢说。于是他找到了柳维嘉，把从红梅那听来的话和她交流。

柳维嘉却说：“解放思想好啊！解放到成立种子公司，谁能制出好种子谁卖谁挣钱，有了钱再研制更好的种子。实事求是说，粮食的价钱太低了，谷贱伤农，今年增加了1亿多斤，才多卖1000多万，还不够买农机的呢，还得用去年的积累和多种经营收入，社员收入并没有提高。”

云鹏说：“你千万别乱说，这不比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强多了吗？咱们刚下乡时，养猪养鸡都限数，咱们还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嘛！”

“向前看！看啥？如果没有200斤麦子，老百姓能跟你干吗？明年再给啥？我现在还犯愁呢，社员没好处才不听你指挥呢。那黄莫种子得后年才能推广，即使亩产增到800斤，也只能增产5亿斤大苞米，才增收3000万，按40%的产出比，才1200万元，人均一年多收入13元。老百姓可不是向前看，他们是向钱看。”柳维嘉说。

“那你明年用什么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呢？”

“你不是要把作坊下放到生产队吗？不是要发展畜牧业吗？把牛羊分回社员家，能坚持一年。”

“那也不能年年都给好处啊！人心不足蛇吞象，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亏你还当过知青，扔下花篓打花子，没有农民接收你，你在城里没工作吃啥喝啥？你不知道你下乡是分了农民的利益了吗？这也就是在中国，你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看看，土地都是个人的，你去了那叫私闯民宅。”

“我不跟你犟，你也别跟别人犟，咱们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来后再议论。”

“反正明年对社员还有答对，我不会乱说的。你是为我好，我知道好歹，这不是就咱俩说呢吗？谢谢你啦！”

书记办公会开完后，在常委会上通过了明年社队企业发展计划和粮食种植计划后，柳维嘉竟提出了在1000个生产队分畜到家的建议，把常委们都说楞了。

柳维嘉说：“我是管农村的副书记，最知道社员想什么？要什么？你们怕犯错误，我不怕，你们知道这亊就行了，一切责任都由我承担。”

云鹏见她搞突然袭击，又大包大揽，便把他俩在私下说的话说出来了，并表示这属于社队发展的内容，他支持柳维嘉的建议，愿意和她一起承担责任。

姜还是老的辣，石书记见再没人表态了，便说：“这件事在开三级干部会议时，和大队书记及生产队代表讨论一下后再定。”才把这个事圆和下来了。而这一天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日子，常委会决定12月25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因为邮政是靠火车传递报刋的，云鹏和柳维嘉看到《人民日报》时，已经是24日了。他俩得到了惊喜：

全会决定，全党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坚决地、完整性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会议认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年到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许购过头粮。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侯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地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1979年和1980年降低10%到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

会议还讨论了加强农业科学教育、制定发展农林牧业的区域规划、建立现代化的农林牧渔业基地、积极发展农村社队企业等重要问题，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

柳维嘉看到这些内容时，不住地发出尖叫，云鹏也不停地发出感叹：“春风啊！春风！中央为我们送来了农村工作的春风。”

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石书记把这些全会决议写进了他的讲话，讲到每一个利好，台下便暴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经过讨论，1979年全县农业种植计划和社队企业发展计划都通过了。关于分畜到户问题则通过了试点意见，放权给公社和大队，因地制宜去推行。

三天会议结束后，全县农村一改不过元旦的习俗，杀猪宰羊，象过大年一样，代销点的鞭炮销售一空，大队的秧歌队员自动聚集起来扭起秧歌，满怀喜悦地迎接1979年的到来。

社员们对1979年充满了希望，每个人都在算着一笔账，按照全会精神，他们最低价的苞米都能涨到一毛钱以上，因为他们有50%的粮食都在“五年不变”的指标之外。

云鹏和柳维嘉不知道他俩向石书记汇报的这一天，正是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那天。事过3天，也就是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