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

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最后一天，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确认是否有人感染。张洁在办公室等消息。我们几个坐在车里，等了半小时，一开始还打着岔，嘻嘻哈哈，过一会儿就都不说话了。天贺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对，结果怎么样？……出来啦？……哦，真的呀？谁？……对，是有一个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没动，在心里说了句粗口。

他挂了电话，戳一下我说：“喂，医生说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节目都播完了。金杯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谁也没有散的意思，我们打算就这么工作下去，张洁说：“你想去哪儿？”我说无所谓，去哪儿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sknypuppy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胡乱旋转，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样□□来。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我睁开眼，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

数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

我马马虎虎地往下看。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

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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