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晋江文学城，喜欢请支持正版。

安德烈：

读你的信，感觉挺复杂。想起跟你父亲在美国初识的时候，听他谈自己的旅行。18岁的他，也是和一两个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的朋友，从德国一路hitchhike横过整个欧洲，到土耳其和希腊。那是欧洲的1968年，学生运动兴起、嬉皮文化焕发的时代。

他提到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发生车祸后的一团混乱；提到在西班牙设法勾引天主教堂里做弥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钱都没有的状况下，如何到希腊的农家里骗到一顿饭；提到在稻草堆里睡觉，看捷克的夜空里满天沉沉的星斗。

那时我3岁，刚从台湾到美国，很震惊为什么欧洲的青年人和我们的“玩”，就是一圈人围起来，唱歌、跳舞，玩大风吹或者躲蒙蒙，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脚，做整齐划一的动作。幼儿园的孩子们做的游戏，大学生一样起劲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们的“玩”后头，教我们从集体行动中寻找安全和快乐。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吗？他们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体意识里过日子的吗？也就是说，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实是相像的。

我记得一个西柏林来的青年说，“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拒绝在陽台上种植父母那一代人喜欢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鹃等等，反而比较愿意

去种植中国的竹子，而非欧洲本土的竹子，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性、药、摇滚乐”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做了父母，做了教师，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我的安德烈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你的“懒散”，你的“拒绝追求第一名”哲学、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凡俗的快乐”的肯定，是其来有自的。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玩”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你们的“玩”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

我反对吗？我这“复杂深沉、假里假气”从来没学会“玩”的知识分子要对你道德劝说，教训你说蟋蟀和工蚁的故事吗？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不想这么说，安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