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伺候过景泰帝的老太监在成功坑了孙太后一把后，就告老还乡回家养老了，临走之前还供出来了几十个曾经跟他有过礼节往来的官员，让朱见济后面又去搜刮了一笔钱。

而兴安身边用于养老的财富，朱见济也让他交代了来源，大部分是他贩卖度牒给僧侣所赚取的银子。

然后，兴安又把自己还记得的某些人告诉了阮伯山，指出哪些地方的道观寺庙，其实是不合规开办的黑庙。

僧侣道士，还有其他宗教的信徒，

这是大明内部存在的一个比较不起眼的特权阶级。

毕竟在大明士大夫和庞大宗室集团的光辉照耀之下，这些吃斋念经的出家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谁让在百姓印象里，常有贪官污吏和皇室宗亲欺压自己，大师们却少呢？

可朱见济没打算把这群家伙忽略过去。

作为出家人，僧侣们有法律上“不纳税”的权力，有的时候普通人犯了罪，找点门路给自己搞个寺观挂名出家，也能抵消官府追查。

这种情况对朝廷统治来说，一看就不怎么美妙。

虽然以大明开创者老朱同志的强迫症，明朝管理僧侣的制度已经堪称前所未有的严格，甚至还从地方到中央，都设立了相应的宗教机构，对僧侣进行定期考核，保证他们的业务水平，让满天神佛仙人需要通过大明朝廷的批准才能升天……

但如同此前的诸多法规，这些规定自然也是随着时间过去而松弛荒废了。

《大诰》这种太祖亲自制定的大法都被人置之脑后，更何谈其他？

根据兴安所言，他过去之所以会走上贩卖度牒的道路，一者是当时他跟孙太后都信佛，有这个门路方便，二者则是见宫里其他的老太监也在做这事儿，有样学样的。

所以朱见济有理由相信，现在的大明内部，僧侣数量绝对是膨胀了的，远远不止官方统计出来的数目。

在他的计划表里，像僧侣集团这种特权阶级，会被他当做“官绅一体纳粮”制度推行前的试水。

一步步的，解决了道士和尚，再去解决掌握权力的士绅们。

但现在他搞的事情多，多线进程下来，需要等其他方面情况稳定后再做琢磨，所以之前他还有点记不起这件事，想着再等两年也行。

结果好死不死，偏偏有人一头撞上来，让皇帝在震怒之下，决定提前执行对僧侣的收税和审查。

原杰在湖北安抚流民，政绩斐然，一年左右，使得流民各得其所，四境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