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每一个农户对于农资店老板来说都是一个长期的大客户，他们在售后技术指导这块，又怎么不上心？

于是乎，基层农资店老板一边要承受着农资公司压货带来的庞大资金压力（虽然化肥等物品一年只有一两季的销售高峰期，但农资公司却是在源源不断生产物资的）；一边又要不断跟着厂家的技术顾问去认真学习那些新农资商品的知识和技巧；另一方面又要主动跑到农户面前，把这些知识一一传授下去，并时不时地抽查和纠正。

如果再加上运货卸货送货，那就是四大板块的工作内容了；因此，基层农资店的工作不可谓不辛苦，毕竟一袋化肥重达50公斤，又要送货又要辅助技术指导，体力脑力活全占了。

原本呢，辛苦也就辛苦呗，反正农资店确实是个不错的活计，就算是一般点的农资店，一年账面上也能赚个四五万块钱，这在当下的农村可谓是妥妥的高收入，因此苦点累点也没啥——人家老乡也没比自己轻松，但一年到头也就赚个几百上千块，自己已经是在天堂了（镇雄一半以上的乡村人均耕地仅有11-12亩）

如果这种情况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农资店和农户之间彼此帮扶，双双成就，那倒也是一桩美谈。

但很可惜，这几年来，一些情况正在悄悄发生转变，像杜老板的这种老牌基层农资店，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基层农资店的数量越来越多，当下就连这个周边仅仅只辐射了2千人不到的镇集上，都出现了3家农资店——要知道，镇雄是滇南出了名的贫困县，再加上人均耕地少，且以山地为主，以前可是向来被视为鸡肋之地的，连这种地方的农资店都开始扎堆，其余地方可想而知。

僧多粥少下，即便是杜老板这种熟人无数的老牌农资店，也被新店的低价促销分走了不少的一批客户。

虽然新出现那么多农资店，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大伙看见农资店赚钱，因此一窝蜂地涌入，但事实上，只要你了解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后，外资在华夏境内的投资增幅曲线以及重点转投的领域，就知道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了（农药这块国家管控的比较严，其余的诸如化肥、经济作物种苗、农用机械等农资产品，基本上都是以民营企业为主，这里面又约有70或多或少有外资股份）。

2、随着华夏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农民开始撂荒，转而涌进城里打工去了。

事实上，这种空心化的情况早在90年代，就在北方和沿海地区早就非常明显了，但在滇南，却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大量出现的——没法子，滇南人向来被称为“家乡宝”，这还是在镇雄，要是换在诸如红河、玉溪等相对富裕的地方，农村明显空心化的情况还要延后。

要知道，农村人员大量流失，其实最受影响的是像杜老板这种老牌农资店——除了基本盘的大幅缩水，随着那些有着十多年老交情的客人一下子少了许多，没有了足够的口碑传播，对比于隔壁农资店的降价促销，其余的农户未必真的会选择更靠谱的自己（至于怎么个更靠谱法，后面会说到。）

3、随着撂荒土地的增加，大量外来种植大户的涌入，在补缺了耕地使用效率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普通农户对他们这些农资店的依赖。

众所周知，滇南是华夏首屈一指的农业宝地，不管是水果还是蔬菜，只要是滇南这片红土上种出来的，品质总归是要比别的地方品质高一些，更容易卖得起价格不说，由于光照实在充足的原因，同等条件下，大部分农产品的亩产量还往往比别的省份更高些，一些高价值的经济作物，更是只有滇南这边才能种植（所以知道为什么同样是一亩平地，后世北方的租金往往是400-1000，但滇南这边至少也是1200起了吧？甚至就算你出到1400，也未必抢的到——注意，是平地，不包括山地）。

于是在大量本地村民撂荒之后，许多以江浙两地为主的种植大户闻讯赶来，迅速地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价格与村里签订了土地流转合约。

要知道，江浙地区是华夏最先试用欧美现代农业模式的地区，虽然在到底是采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农业”，还是走“莱茵模式农业”的问题上，一直有所分歧；但不管怎么样，在当下来看，其生产种植模式的确要比镇雄本地的小农模式要先进的多，其增配的诸如半卖、滴管定喷等设备，在此时看起来也的确科技感满满。

这一下就真的从根上伤到本地的农资店了。

或许这些种植大户的基础肥料和部分农药还是会从乡镇上的农资店购买，仅仅只有部分种子、叶面肥和特殊的农药会从自己的渠道来购买；

但问题是……人都是有慕强之心的啊！

要知道，对于那些老牌农资店来说，最宝贵的资产其实是农户对他们的信任以及依赖——而“依赖”这一点，其实主要来源于这些农资店老板对他们在技术上的长久支持。

但现在，这些种植大户用一种更先进、更牛叉的姿态出现，周边的农户在打听到对方能够把农产品卖上更好的价格后，很自然地就会动心，然后想要跟风去种植跟他们一样的产品。

于是乎，令本地农资店尴尬的情况出现了。

部分种子没有还好说，大不了去跑到外省去找当地的种子公司进货；但是，这些种子该如何去衣、催芽、播种、水肥管理、打药，他们却不知道，这就要命了——就拿辣椒来说，虽然名义上都叫辣椒，但实际上它有数百个品种，每个品种的适性、抗性、病虫害预防特点、水肥管理办法都有或大或小的区别，一个环节疏忽，很有可能就是品相不好，或者减产甚至绝收，后果不可谓不严重。

换位想想，当你拿着某位新来的学霸的试卷偷偷地向以前那位似乎无所不知的同桌请教，结果发现他也是一问三不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发出“原来你也不过如此的感慨，然后对于同桌的信心瞬间降低一大半？

如果一次两次还好，或者难住农资店老板的只是一两种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种子或农药倒也罢了，大不了亡羊补牢，恶狠狠地缺失的功课补回来。

但问题是，那些大种植户又不是只种一种两种农产品，而由于生产模式的差异，在有对标物可参考的情况下，那些老牌的本地农资商店所欠缺的农资商品和技术知识又何止种子、农药这些东西？

于是乎，嗅到了新商机后，一些新农资店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里面的一些农资商品看起来也更加诱人，而那些老牌的农资店，似乎也逐渐地没那么有吸引力——虽然说那些新农资店里面的某些商品并不能赊欠，也不会提供贴心的技术指导，但利益动人心啊，为了能在土里多刨点食，承担点风险又怎么了？

4、那些越发猖獗的“专家会销”，更是从他们这些老牌农资店的碗里狠狠地抢了一大波业务。

有过农村生活的同学应该都还记得，小时候每隔一两年，总会有一帮子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农业专家”，敲锣打鼓地跑到村子里来推广他们那些号称“获得了诺贝尔奖”、“华夏十大科技发明”的成果——在他们嘴里，他们研发出来的那些种子、化肥、农药，简直成了十全大补丸，牛叉地能在月球上开花结果不说，还能省心到播下去几乎就不用管，坐等亩产万斤。

虽然打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以中原三省的人为主，其余省份的成员为辅的骗子团队每年都会从北到南，由吉省出发，直线穿插到广西，一路上靠着人模狗样的形象包装、激情四射的演讲和堪比专业演员的“托”，委实坑害了不少村民，但进入千禧年后，这种行为越发地猖獗起来，几乎每年都会换着团队光临一遭（没有地域黑的意思，看过本书前面章节的同学都知道，我对于豫省真的没有恶感，只不过当初那些跑到各地农村搞会销的“团队”中，至少有60以上都是豫省人却是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是那些无辜的豫省人，也免不了被牵连）。

但凡接触过这种会销的同学都知道，人家这些宝贝是以“套餐”的形式来售卖的，种子、肥料、农药，缺一不可；而且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必须要一次性购买一年的量。

或许是那些“专家”太过道貌岸然，或许是那些亮晃晃的证书和“采访录像”委实太过唬人，或许是那些穿插在村民中的托太能烘托气氛；又或者是那些村民这些年真的穷怕了——总之，虽然临县某被骗的新闻时不时地被爆出，但几番犹豫下，还是有不少的村民捧出所有的家底，从“专家”们的随行车队上吃力地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带着忐忑与希望回到了自己家。

地球人都知道，在基层农村，农资商品从来都是存量市场，每年都被骗了那么多人，在那些“伟大的发明”彻底颗粒无收之前，那些农户怎么可能跑到本地的农资店里来买东西？——即便是发现自己被骗后，欲哭无泪的农户前来赊销农资，往往也不可能在一年内就靠着售卖农产品彻底把债务还清，因此对于那些老牌农资店来说，这些后来追补的单子，完全是一笔“不接，于心不忍；接了，三年难以回本，还平白增加自己资金压力”的烂账。

事实上，杜老板糖果盒里那些没写还款日期的欠条里，有将近14是这种情况——就算不考虑那些农户后续的业务往来，他也不忍心见到人家被活生生逼上绝路。

毕竟，在农村这种熟人社会的环境下，大部分从基层国营供销社出来的人，你可以说他没有服务意识，你可以说他放不下架子，但你不能说他最起码的乡土情谊和同情心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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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中年人的诉苦，萝卜同学除了叹息，就只剩下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