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得民心”“士气高涨”等理由做解释，恐怕很难说服人。

即使再得民心，士气再高涨，也绝不能在大战之际，做出如此轻浮草率的行为。

毕竟是“小邦周”去打“大邑商”，是一场以小搏大、以弱击强的战争。

慎之又慎还嫌不够，把文艺工作做到两军阵前也过孟浪了。

所以，历来学者对“前歌后舞”这个记载充满了怀疑。

而如果我们看另一些史料，会发现牧野之战的主导者周武王，并无载歌载舞的心情，而是极其持重谨慎的。

《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前，对部队的训话：“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

周武王要求他的士兵，在战阵之中，不要错乱步伐，走几步、打几个回合，就要与周边的人对齐，不能乱了行列阵型。

如此严谨整齐的阵型，连步法、击打都有严格的要求，可见周武王对此战的谨慎态度。

既如此，他又怎么可能派文工团，去两军对阵的战场上又唱又跳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归功于着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汪宁生。

汪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了一篇很短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他只用了大约两三页的篇幅，就对此疑难问题做出了解答。

这里就牵扯到了蜀民，周武王的联军中有移民至西陕的“川军”。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

“凌”有侵犯、进犯的意思。

“歌舞以凌”，说明武王联军中的巴人军队，以歌舞的方式冲锋陷阵。

这种歌舞，是一种鼓噪夸张、类似歌舞的战斗方式，而非以艺术和审美为目的的歌舞。

到汉高祖刘邦时，巴人仍有此习俗，曾作为汉军前锋，“锐气喜舞”，还得到了舞蹈爱好者刘邦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