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中年男子的身份，任天之前就一直在猜测，猜来猜去，从朝代更换，最后一直猜到了苏轼的身上。

当然，他还猜过其余人，不过对来对去，苏轼的可能性最大，当他念完这一首千古名词之后，毫无疑问，身份直接呼之欲出。

苏轼自然是千古文豪，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这一对联就能说明一切。一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与明朝杨慎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苏轼自己的为官生涯并不算好，也是颇为坎坷，当年进京赶考，文坛领袖是欧阳修，考的策论便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回答出彩，后来欧阳修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做，便是将苏轼的文章划为了第二名。

在政途上本来是顺利无比，但当时赶上了王安石的新法改革，为的就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当时宋神宗也是一个渴望增强大宋的君主，只是可惜，这一次新法改革改到后面，这已经是有些矫枉过正了，比如说青苗法案，青苗法的本意是为了在百姓收成不好的时候，给他们以很低的价格卖他们农作物种子，等到收成好了再收取回来加一些利息，如此国家百姓都有得赚。

但问题就在于，这一道变革法案推行下去之后，下面执行的官员为了政绩，即使是百姓在收成好不需要借贷的时候，也强迫借贷，利息还越来越高，相当于中间的回扣被不少地主阶级吃掉了，导致国家百姓都没受益。

而当时在朝廷，王安石的新法变革，基本让整个朝廷形成了两个党派，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欧阳修这些保守党，开始因为新法争论不休，青苗法愈演愈烈，而王安石人在朝廷，并不知道其余地方的青苗法已经变了样，再一个，他也需要各地青苗法案推行越广，就证明他的改革越成功。

苏轼当时自然是为了反对王安石的改革，被攻讦后，主动选择离开京师，成为杭州通判。再然后，就是乌台诗案。

当时保守派司马光和改革派王安石两党之间的争斗越来越激烈，彼此攻讦不断，苏东坡又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写了《湖州谢上表》，这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古时候的文人，都喜欢在字里行间夹杂自己的情绪，一些用词造句就显得很微妙，然后当时御史台有新党的人，就抓住苏轼的这个话，弹劾苏轼，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结果就是被抓回来调查，最后苏轼所有些的诗句都被一字一句地查看，后来还是王安石求情，还有宋太祖的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才让苏轼逃过一劫。

后来苏轼就去了黄州，居住在东坡，东坡居士的号也就这么来了。

等到宋神宗挂了，宋哲宗继位，加上当时太后英明，苏轼重新回到了朝廷，并且开始担任重要官职，担任过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最高差不多是副宰相的职位，后来调任杭州，建造苏堤等等。

再最后，在宋哲宗挂了后，新党得势，苏轼便是被贬谪不断，一路被贬谪到了南边，朝廷的新党自然是不希望他回来，当时吕惠卿更是安排官员，不允许苏东坡在当地住得开心，最远贬谪到了雷州，也就是海南半岛。

最后召回来，苏轼死在了路上。

苏轼整个人的生平在任天脑海里快速过了一遍，苏轼此人文采无双，治理地方政绩也不错，但是战略眼光方面，自然就有所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