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廖胡撸了一下脑袋：“喜欢吗？”

我用英文说：“喜欢到死。”

他现在也跟我一样，喜欢撇着嘴假装牛比了：“我就知道你会喜欢，投你所好。”

边说他边接过我的行李，笑迷迷地使劲儿地看我，兴奋地凑在我耳边说：“你今天还挺帅，我刚看见你的时候，恍惚了一下，差点没认出来是你。”

我听了有点得意，说道：“装得还挺象吧。”

老廖用力搂了搂我的肩膀。说道：“装什么装，你就是好看。”

我们亲亲热热地边聊边朝车库走，过马路的时候，看到王惠和老史在排队等出租车，老廖没看见他们，我也没告诉他，一直往前走。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看见我们了。

进了车里，老廖跑到后面，打开后车门，取了包东西给我，是一束花，一束深红的玫瑰。他有点不好意思，说道：“我也觉得有点傻，但是还是忍不住买了。”我有点意外，我是个不注意形式的人，想不起来送花点歌这些事。我在机场也给老廖买了个礼物。我注意到他一年到头都是带同一块手表。就挑了一块Swiss Army的手表，那一年，这一款手表全球流行，上班，休闲的时候都可以用。我也拿出来给他看。老廖高兴地把手表带上，反复地看着。我们两个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在车里摆弄着东西，连车都忘了开了。还是我想起来，说：“快走吧，回家再看。”。老廖边发动车边说冲着窗外大声地喊：“走喽，咱回家喽。”

一路上，我的手搭在老廖握着档把的手上，胡乱聊着这段时间的见闻。车窗外，一片秋色，我喜欢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感觉，虽然还是灰蒙蒙的天，但是踏实，高速公路旁的大树闪开了，露出温愉河河岸优美的曲线，一座桥横跨两岸，有汽车正在经过。我转过头看看老廖，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又新鲜，有如初见。

第十五章

星期一早晨我们醒来的时候天都已经大亮了，头天晚上折腾得太晚，又聊了半宿的天。我们都睡过了。老廖直埋怨自己怎么忘了上闹了。好象是他的错一样。星期一的早晨又是最堵的时段，我到公司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我溜进办公室，看见王惠正要进会议室，看见了我，如果在往常，她可能会挤眉弄眼地挑逗我一番，无非是“昨晚上又玩大了吧，早上起不来！”。今天她看见我就是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我想可能是急着开会吧。

等着电脑启动的工夫，我还是找了个没人的会议室给老廖打了个电话。他还在开着车。我告诉他昨天在机场碰见王惠和老史了。老廖说：“他们看见咱们了吗？”我说：“不知道。”老廖说：“她要是问起来，就说我们是在机场里遇见的。”我答应着放了电话。心里想着，四个熟人，在机场同时巧遇，靠，这运气应该去买彩票了。

吃午饭的时候，我去找王惠，她不在办公室，可能已经下去吃饭了，在公司里我们尽量保持着距离，我很少来她的办公室找她。她的办公室出奇地整齐，桌面上干干净净，旁边的书架上摆着王惠父母的照片，还有一排王惠的奖杯，奖牌。窗台上有一束玫瑰，象是刚刚送来的，还带着水珠。

正在想着要不要去老廖那吃饭，一回头，王惠回来了。我问她吃了吗。她说约了老史一起吃午饭。我想起昨天在机场遇见他们。问道：“有人送花啊？”她白了一眼那花，但还是没忍住，乐了。说道：“咱们一起去吃吧。今天老史请客。”。我们到小王府的时候，老史已经在里面了，我们都叫他老史，其实他和我一样大，都是大学刚刚毕业，他来中国是一个短期的合同。还不知道合同满了去做什么。他和王惠两个人见了面行“比族“礼，就是分别在脸的两边亲一下。然后两个人就亲亲热热地坐下来，两个人有点客气地把菜单递给我点，让我点。再傻的人也看得出来两个人在恋爱。

我趁点菜的时候问王惠：“怎么着，我不在这几个星期，你们好象没闲着啊？”

王惠说：“说对了，趁你不在，该说的，该办的，全搞定，一点都没浪费。”

我说：“是刚落听的吗？怎么我以前没觉出来呢？”

王惠笑了笑：“谁知道你在忙什么呢，都顾不上我们了。”

觉得她今天话里有话，我转移话题：“你俩可真够能抻的，你们都认识多久了，是他笨还是你笨？”。

王惠笑笑，不说话。老史听不懂我们说什么，但是也猜得差不多。我们都没有提起昨天在机场的事，一顿饭，匆匆吃完，回去上班。

从那以后，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老史也很喜欢我，并不觉得我是个灯泡。两个人在一起挺热情的，我说他们是天雷勾动地火。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有点内疚，是对老廖。本来时间就不多，应该多陪陪他的。另外多多少少也觉得有点无奈，和他们阳光下的爱情比起来，我们是地下工作者。但是也就是一想而过。我已经很知足了，毕竟感情是用来体会的，我们有自己的一片天，用不着拿出来展示给人看。

与我的谨慎不同，老廖有很多哥们，他一点也不知道避讳，去哪都带上我，我和他的那些哥们都玩得不错，喝酒，唱歌。我每个周日回父母家，也带老廖回过几次家，但是更多的是我们一起去他父母家，他的父母都是艺术系的老师，一个教唱歌，一个教钢琴，都是热情而简单的人，老廖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朋友，我爱吃红烧肉，老廖的妈妈什么时候做了，都会想起我。他们的影响在老廖身上看得清清楚楚。

老廖的妈妈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一直没有住在一起，有时候我们会一起陪他妈妈去他们学校的医院输液。老人的心脏不好，每次输液都要很久，那天他妈妈睡着了，我靠在另一张病床上看报纸。周末的病房里只有我们三个人，非常安静，翻页的声音都显得很大，我怕吵了他妈妈，就出来到走廊上看。天已经黑了，走廊里有一溜白炽灯泡，我坐在长椅上，就着灯光看报纸，一会儿，老廖出来了，递给我一杯热水。

我放下报纸，看着他说：“你回去看着吧，甭管我。”

老廖说：“没事，还得一会，慢慢输吧。”。

说着在我旁边坐下来，灯光下，我把报纸铺在他的脑袋和后背上，给他读新闻。走廊里静悄悄的，那一溜灯泡幽幽地发着光，水磨石的地面上纤尘不染，曲曲弯弯地反着灯光，象是谁撒了一路的水印。老廖转过身来，握着我的手，说道：“我这么说有点不吉利，但是有一天你病了，我也愿意这么伺候你。”

我放下报纸，抽出我的手，说道：“你怎么了，说这么重的话。”

老廖将我的手抓回来，举到他的脸上挨了挨，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想到这，就说了。”

那年秋天，我们买了两辆自行车，周末里，我们喜欢骑着车，沿着圆明圆的围墙，一直骑到颐和园。如果天气好，我们会一直骑到香山。有时候也会骑到北大看场电影。回来的路上，去趟菜市场，回家做饭。老廖很勤快，不讨厌做饭，但是烹调讲究天份，这方面他不如我，我们分工明确，我负责炒菜，他负责洗菜洗碗。分是这样分，但是我们从来都是两个人一起在厨房里忙活，有说有笑，一点不觉得累。

没认识老廖的时候，我也喜欢看我父母做饭，他们也是这样，我爸爸掌勺，我妈妈打下手，两个人有时也会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两个人有说有笑地一起在厨房里忙活。他们就这样忙活了一辈子，我父母是大学同学，在大学里自由恋爱，毕业以后又在同一个学校教书，从那以后，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从来没有分开过。我刚懂点事儿的时候，有时和我妈妈聊起来，会不知天高地厚地嘲笑他们死水微澜一般的婚姻生活。我妈妈总是笑笑，说道：“你懂什么。”不和我一般见识。但是现在，我看着在厨房里系着围裙，手脚麻利地干着活的老廖，突然明白了我父母的幸福。

北京的冬天好象都是一夜之间就来了，一夜大风，早晨起来，树叶就掉光了，马路上的公共汽车里又挤满了人，一张张不同的面孔，各样的表情。也有着点点斑斑各自不同的体味。老廖喜欢冬天，他说天冷了，就可以整晚抱着我睡了。

1999年的冬天，人们从来没有对元旦有过这么大的热情。大家都在等着这个千年元旦的到来，老廖对每个节日都有着非常朴素的浪漫情怀。关于这个千年除夕，他有很多的设想。但是我却得要加班，因为最初的设计问题，2000年1月1日这个日期让全世界的计算机都紧张地要疯掉了，公司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小组。我是这个项目的成员。所以除夕之夜，我要留在办公室里。我们的指挥部安排在一个大会议室里，长长的会议桌上摆满了笔记本，中间是早就准备好的庆祝用的香滨和夜宵。我们北京的大老板也来了，那天晚上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兴奋，为了这一刻，我们忙了有大半年了。虽然知道自己的系统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还是忍不住幻想如果危机真的爆发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我们兴奋地讨论着，边看电视，边不停地更新BBC，CNN的网上页面。等着元旦钟声的敲响。10，9，8，7，6，5，4，3，2，1。电视里，全世界都在欢腾，我们却在紧张地测试。一切正常后。老板带头，我们打开了香滨，立刻，泡沫四溅。和着女孩们的尖叫，会议室里，群情激昂。兴奋得要把屋顶掀翻。大家都拿起电话，向亲友问候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