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搞农牧企业的作家，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关心起半导体制造这种高科技来了？

在消费电子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时候，光刻机这种高科技产品并不为广大群众所熟知，连很多科研人员对其重要性都缺乏一定的认识。

这跟见识无关，因为在九十年代，光刻机在国内生产、生活的应用领域影响确实非常小，这也是为什么国家没有像当年研发原子弹那样下死力气研制光刻机的原因。

原子弹研发的背景是什么？

中国与阿美利加、沙俄两大世界巨头交恶，而这两大巨头都手握原子弹这种可以毁天灭地的武器，当时的中国面对的是生死存亡的压力。

而光刻机则不同，落后对我们来说是常态，对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微小，自然不会引发那么高的重视。

何平的兴师动众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这没关系，他又不是为了让别人看明白的。

在倪光南的牵头下，经过三个月的协商，水木大学和何平共同出资建立了一座水木清华微电子有限公司。

何平投资3亿资金占股55，水木大学负责人员以及技术占股45。

这个3亿在后世看来用作光刻机研制可能有些少，但是在1990年，全国所有普通高校经费也不过110亿元，地方性普通高校经费53亿元，中央直属高校的经费合计57亿元。

也就是说在1990年，全国所有高等院校获得的经费加在一起也不过220亿元，分摊到每所院校的身上，即便是水木大学这样最顶尖的学府，经费也不会超过5亿元。

而何平与水木大学共同成立的微电子公司仅初期注资就是3亿元，他们双方都知道这是一场注定要投入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耗费几十亿、上百亿的漫长征程。

以现如今光刻机的在中国的研发水准和市场需求，接下来的短时间内，这家微电子公司都注定是一个巨大的吞金兽。

国家可以搞光刻机是因为不计成本，何平这么搞，让很多人都搞不懂，包括那些有一定学术背景或者从事相关专业的人。

“你说这个何平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怎么会选择费力不讨好的去搞什么光刻机？”

刘传志的办公室里，他正在和自己的爱徒孙红斌讨论着外面正传的火热的新闻。

孙红斌是1988年加入|联想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普通员工变成了主任经理。

去年他被破格提拔为联想集团企业发展部的经理，主管范围包括在全国各地开辟的18家分公司，是刘传志最为器重的手下，把他视作自己的肱股之臣。

“搞光刻机嘛！肯定是想抓住半导体产业的上游产业链。”孙红斌道。

“我当然知道。可光刻机一年才能卖多少台？他这样做不是本末倒置吗？”

面对刘传志的疑惑，孙红斌心中撇了撇嘴。

这人啊，真是够短视的。半导体产业是高精尖产业，西方对于我们国家一直都是技术封锁，国内在光刻机领域跟西方有一定差距，但这个差距在现在还可以追赶，等到了以后想追赶都追赶不上的时候，国家恐怕哭都没地方哭。

想到这里，孙红斌对于这位经常在领导口中说起，但素未谋面的企业家充满和好奇和好感。

前些年刘传志因为推销汉卡的关系跟何平结识，那时候他还是小刘。

后来联想集团越做越大，刘传志对待何平的态度也从仰视慢慢变成了平视。

再后来他想在香江成立贸易公司，邀请何平的环球加入，却被何平拒绝。

从那以后，刘传志心中便对何平有了看法，老子好心带你发财，你居然拒绝？真是不识抬举。

一段时间内，刘传志听到何平这个名字就不爽。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佳农集团上市，佳农集团成为市值几十亿美刀的阿美利加上市公司，何平的身家上百亿。

何平由此便成了刘传志口中的“铁哥们儿”、“好兄弟”，每每在酒宴上总要提起当年和“平子”相识于微末的患难之情。

孙红斌自然不清楚领导与何平之间的真实关系，他的想法是如果能够通过领导结识到何平，也算是一件幸事。

当刘传志在办公室里和下属谈论着何平为什么会搞光刻机的时候，何平正坐在水木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