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了全长一千四百多公里的大运河，沟通了海河与黄河、淮河、长江等水系的联系，奠定了天津四通八达、航运枢纽的地位，为天津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金、元以后，漕运开通，不论海漕还是河漕，江南的漕粮都要经过海河运抵京都，永乐帝建都北京以后，天津转输漕粮的任务更加繁重，到明朝宣德十年，朝廷专门在天津设置管理漕运的专门机构，大运河上粮船上万艘，转输漕粮五百万石之巨，繁荣景象另人叹为观止，实为北方第一繁胜地。

但这一切终于刘家造反，高度依赖运河的天津卫，也终结了其繁华，无北来之漕粮，无南去之船，天津一落千丈，敝凋至极，破产之商户人家无数。

因为刘家军造反，杨嗣昌昌被迫无奈，只能够自请外出，督师御敌，保卫京师。

经过一番苦战，他们是把敌人压制在了沧州一线，顶住了敌人的兵锋。

杨嗣昌他当初外调的时候，是存着以拼死一命报家国的想法，华夏军突然间爆起杀人，几乎就要拿下了京师，他别无办法，只能够前来抵挡，以兵部尚书，掌管全国兵员之调动的身份干这活，其实是有些掉价的。

但是自从他外出，直接掌兵以后，反而觉得，在外面更能加实现他的想法。

在朝廷之中，上有内阁，下有六部言官，处处制肘，相互拆台，相互扯皮，基本上都干不了什么事，主要的精力，都用于政斗党争方面去了。

每做一样事情，你都必须考虑各方面的反应，防自己人的时候，多于防范敌人。

这兵部尚书是没法干的了，在崇祯朝，换得最快的，第一就是户部尚书，因为他弄不到足够的钱粮，压力又大，只能走人，其次就是兵部尚书，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失败，都归咎于兵部尚书身上，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坐在火山口上的位置。

杨嗣昌外出天津大营，率领数十万大军，抵御刘贼的时候，反而令他有一种实权在握，得偿所愿的感觉，至少他在地方，所有的人都对他言听计从，没有人敢反抗于他，这令他有一种人上之人，大权在握的感觉。

他在朝中，无法实行自己的想法，无法贯彻自己的理念，但是在天津这里，反而可以这么做，他就安心的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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