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家倡导的立法权在于君王，而君王是独一一个超脱于法律之上的，是可以随意立法的人。

君王关于法律有设立权，修改权，甚至特别赦免等等权利。

可以说法家所倡导的“法制”，那是为了维护君王中央集权的思想。

现代的法家是君王集权的工具，是为君王集中权利提供了实际根底。

而现代的“法家”所倡导都是君王拥有相对立法权，而万民和臣子必需要听从于“法”。

经过听从于“法”来表现对君王的忠实。

这个也就是现代的立法权和后世的立法权的最大区别，可是却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执政思想，和看待百姓的思想。

后世的国度公民是国度的主人，每一个人都有直接的立法权，不过却是要经过一些代表来替代行使。

不过现代那个完全是君王的玩物，现代的法完全是维护君王统治的手腕。

明天为了君王的利益可以设立这部法律，今天可以修正，完全是在于君王的个人利益和皇家利益所在。

所以现代的法家，并不是后世的“法家”，这两者差异大了。

现代的法家代表的是封建君主的拥护者，可是后世的“法家”却完全是代表普通百姓，这两者之间代表的阶级完全不一样，千万不能混为一谈。

“我所说这个‘底线之法’，最根基的还是为了维护天下万民的教化。

我们不可以苛求天下万民一日之内全体成为不图私我的圣人，可是我们却可以维系最根本的仁德，不至于让天灾人祸。

过来我们儒家太过于偏软，让那些违背品德的人很少遭到宽大，所以带动了更多的人打破品德底线。

可是我们不如自创法家之手腕，可是却没有法家如此狠辣的严刑酷法，以教育为主，除非是罪大恶极或许是屡教不改之人才会停止宽大。

这样防止了不教而诛，也都可以让天下万民真正的明白，私德的底线是在哪，哪些事情是不可以打破的。

我们只要先守住了天下仁德的底线，那才可以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