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七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发表在《皇冠》杂志上了。两个月后，这本书发行了单行本。我首次在街头的书摊上，看到自己的书陈列着。心里的喜悦真是难以言喻，我悄悄地在书摊前逛来逛去，偷偷看着那本书。看到居然有人去买书，我兴奋得心脏评怦乱跳。晚上回家，做梦都会笑。

平鑫涛的信，如雪片般飞来：

第一版《窗外》，已被抢购一空，现正再版中……

第二版《窗外》，又已售完，现在赶印第三版，已决定一次印五千本……

第三版《窗外》，又快卖完了。你在忙些什么？难道没有新作问世，不准备“乘胜追击”吗？……

哇！我实在有些晕陶陶，从来没有人用这么“直接”的方式，来“肯定”我的写作。多年以来，在父母的怀疑下，在自卑感的作祟下，在儿子的眼泪下，在生活的煎熬下……不停不休地写，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写作是否有意义。这样的“写”几乎在每个字中都糅着血和泪，如今，这番挣扎，终于得到了回馈！我看着平鑫涛的信，泪水盈眶。怪不得古人有诗说：“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回忆我的“写作”路程，真正是“寒彻骨”呀！

就在平鑫涛不断报佳音、催新稿的当儿，《窗外》带给我的“压力”，竟如排山倒海般涌来。首先是我的父母，他们看了《窗外》，竟勃然大怒！双双写信来指责我，说我不该写这部小说，“出卖”我的父母！父亲的“传统道德”观，使他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你以为大家是喜欢这部“作品”，而买这本书吗？大家不过是要看看你的风流自传而已！

母亲的来信更加严厉：

原来你的写作才华，仅止于此！你就这样等不及地要赚钱吗？除了“出卖”你的父母以外，你还有没有别的本事？我生你养你育你，竟换得你用这种方式来报答——你写了一本书来骂父母！

天啊！我没有要骂父母，我爱他们，我真的爱他们！《窗外》是我生命里最强烈的故事，这故事中如果没有我的父母，就根本不能成立！我或者写得太坦白、太真实，不过，就在我下笔的时候，我对父母虽然有“怨”，却有更多的“爱”呀！难道他们看不懂？难道他们体会不出来？难道他们根本不曾“深入”我的内心世界，竟无法接受我的书？！我捧着父母的来信，又觉得自己闯了大祸、罪该万死！泪水就滴滴滚落。我亲爱的父母啊，为什么要这样误会我呢？我走这条路，走得如此艰辛，你们为什么不鼓励我，反而要生气呢？我不了解，我真的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庆筠下班回来，看我两眼哭得红红的，惊问为什么。我把父母的信拿给他看，他跳起来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不管是谁的作品，都无法逃开人生的范围呀！一个作者会把自己的生活，反映到作品里去，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这样责怪你，实在太过分了！”他伸出手给我，慷慨地说，“别哭，你还有我！”

我好感动，真的好感动。

但是，没有几天，庆筠又彻夜不归了。当他拖着疲倦的脚步，睁着布满红丝的眼睛，狼狈而踉跄地回到家里，他不等我开口，就先发制人地对我大吼：

“不要怪我不回家，也不要怪我去赌钱！都是你，你和你那本见了鬼的《窗外》！你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你的真爱，那么，你把我置于何地？你有没有顾全过我的自尊、我的感觉？”

我惊愕得几乎不会说话，好半晌，我才低低地说：

“你不是说，每个作家的第一部小说，都是自传，你会谅解吗？”“会谅解的是神！”他大喊，“我不是！我只是人！连你的父母都不会谅解你！我怎会谅解你！”

我呆呆地跌坐在椅子里，脑中昏昏沉沉的，连思想的力气都没有了。

几天之后，我在报纸的副刊上，读到一篇作品，作者是庆筠。再仔细一看，文章的内容，居然在写我，他杜撰了许多事情，把我痛痛快快地大骂了一场。我等他回家，深深地注视着他，我沉痛地说：

“我不知道你这样恨我！”

他看着报纸，顿时歉容满面。

“对不起，”他说，“那天我觉得沮丧极了，所以写了这篇东西，这不算‘作品’，我只是在泄愤而已！”

“泄愤？”我难过极了，“我让你这么生气吗？为什么呢？仅仅因为《窗外》，还是你对我的爱情都死掉了！”

他悲哀地看着我，试着要向我分析他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自从你出了书之后，我就无法平衡了。我受不了同事们的眼光，受不了你一天到晚写，受不了自我的期许，也受不了这个家里的气氛！”他痛苦地用手抱着头，似乎痛苦得快要死掉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觉得我已经完了！”

看他那么痛苦，我也痛苦起来。年轻的我，还不太懂得为对方设想。易地而处，我可能也会和他一样痛苦。如果我能多为他设身处地想一想，或者我能付与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来挽救我们的婚姻。但，那时的我太年轻，肩上已扛着沉沉重担，父母给我的压力已使我透不过气来，总觉得庆筠该给我的是慰藉和支持。怎能也用这种态度来对我，怎会对我说，他受不了这个，受不了那个……他不平衡，我也不平衡。觉得自从他回国以后，我们就陷在彼此折磨中。我看着他，悲哀而无助，我说：

“如果我让你这么痛苦，那么，就让这场悲剧结束了吧！”

“什么叫‘结束了吧’？”他大声地问。

“离婚！”

这两个字从我嘴中一吐出来，我们两个都有些惊怔了。他死死地盯着我，一语不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婚姻的失败，我实在要负相当大的责任。我总觉得自己委屈，不能去体会他的委屈。在我的书出版后，我也没有去体谅他的失意。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我不适宜做个“妻子”，我和庆筠会走上离婚的路，都因为我扮演不好“妻子”这个角色而造成的。连“离婚”这两个字，也是我轻易出口的。）

当时，我一提到“离婚”，两人都震动了。庆筠看了我很久，终于点了点头，咬牙说：“这样也好！”

可是，一转身，他看到小庆，他把孩子抱了起来，抬头看我，哑声说：

“你预备让小庆没有爸爸，还是没有妈妈？”

我眼泪一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就是《窗外》出版，带给我的各种压力。说真话，《窗外》的出版，是我写作生涯的一个大大冲刺。但是，在我真实人生里，它却带来毁灭性的风暴。

第十五章初见鑫涛

那年，我二十五岁。整整一年，我发疯一样地写作。

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和庆筠，陷在彼此折磨的困境里。我生活的重心，只有两样：小庆和写作。

我在五月份，就开始写《六个梦》。由于《六个梦》是中篇小说，我写了前三个梦，就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写《烟雨蒙蒙》。《烟雨蒙蒙》一完稿，我又接着去完成了《六个梦》。我会这样拼了命去写，完全和《窗外》有关。我要证明除了我自身的故事，我也有能力写别的。《六个梦》首先在《皇冠》发表，《烟雨蒙蒙》接着在《联合报》副刊发表，都是平鑫涛安排的，那时，他是皇冠的社长，也是“联副”的主编。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和鑫涛见面。

会和他见面，是因为我到台北去接受“电视访问”。那时候，电视还是很新鲜又很时髦的东西，能被“电视访问”是件非常难得又非常光荣的事。我人在高雄，要离开小庆三天，去接受电视访问，我很不愿意。鑫涛又是信、又是电报，十万火急地催我去台北，信中说：

不要漠视大众传播的力量，也不要辜负电视公司善意的安排，更不要让你的读者失望，许多读者，都想看看你的真面目，听听你的声音……

庆筠说他会带小庆，叫我放心地去台北。他微笑地看着我，淡淡地说：

“反正，有个出名的太太，丈夫是要付代价的！”

我听出他语气中的落寞，却感到无能为力。哎！我奉劝天下的夫妻，千万不要走相同的路！

我到了台北，鑫涛亲自到火车站来迎接我。我们素昧平生，但已通过数不清的信。我那天穿了一身黑衣服，瘦瘦小小，自觉平淡无奇。杂在一堆旅客中走下火车，很惊奇地发现鑫涛站在那儿，很肯定地注视着我说：

“你一定就是琼瑶！”

鑫涛那年三十六岁。个子不高，方面大耳，站在那儿，却颇有种凌人的气势。他如此年轻，双鬓已经微斑，两眼却炯炯有神。看起来充满了精力，神采奕奕。那第一次会面，我们谁也没料到，日后我们竟会相知日深。命中注定，要共度一生。那时，我只是很惊奇，很惊奇他能在成群旅客中认出了我，我问：

“怎么会认出我来？”

“从《窗外》里认识的，从《六个梦》里认识的，从《烟雨蒙蒙》里认识的！”他笑着说，帮我拎起小旅行袋，“不止认识吧！是非常熟悉了！”

后来，我才知道，鑫涛是个相当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第一次见我，却说了很多话。一直到今天，他都常常会问我：

“我们第一次在台北火车站相见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电光？”

“什么电光？”今日的我回答，“我听到雷响呢！轰隆隆，好大的雷，天摇地动？？”

“不开玩笑，说真的！”

说真的，没有电光，也没雷响。二十五岁的我虽已结婚生子，又写了好些篇小说，仍然涉世未深。鑫涛的身份地位对我来说，是个“大人物”。他主宰我小说的命运，他是一个大杂志社的社长，又是一家大报的副刊主编！还在广播电台主播《热门音乐》。（他是第’个把摇滚乐介绍到台湾来的人，他主播《热门音乐》时，用的是艺名“费礼”，他还用这艺名，翻译了《原野奇侠》和《丽秋表姐》。）他在我心目中，是个很奇怪的人。能编杂志，能写稿，能翻译，能广播，能懂“热门音乐”……简直是个“十项全能”！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会让我自觉“渺小”。我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仍然缠绕着我。我称呼他“平先生”，对于他会亲自跑到火车站来接我，深感“受宠若惊”。在这种情绪下，怎会有什么电光石火呢？但是，当他笑着谈《窗外》《六个梦》《烟雨蒙蒙》的时候，我却感到十分亲切、十分温暖。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全然没有陌生感。

那天，因为有许多事要讨论，他请我先去喝杯咖啡。在咖啡馆里，他告诉我访问的内容、须注意的事项，和《窗外》发行的情形、读者反映的情况……他说了很多，我只是静静地听。那时，我有些着急，因为，这在台北停留的三天，我必须回父母家去住。而父母，对于我写《窗外》，仍然余怒未息。我真不敢回家去见父母，很想去住旅馆，但我身上却没有住旅馆的钱。（《窗外》一书的稿费，我用来买了一个冰箱，全部花光了。）我始终心不在焉，很想问一句：

“平先生，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

第一次见面，这句话始终问不出口。最后，公事都谈完了，鑫涛送我回父母家。我站在那日式房子的门口，迟迟疑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等鑫涛走掉之后，还呆呆地站在那门口，想不出见了父母要说什么。认错？不，我不觉得我有错。直到如今，我都不觉得我写《窗夕卜》有什么错。我呆站在那儿，冬天，天气好冷，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在门外徘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足足磨到天色全黑，这才鼓足勇气按了门铃。后来，鑫涛告诉我：

“你知道吗？那天送你到家门口，你看起来好奇怪，所以我并没有走，我在巷口偷偷看着你，想等你进门之后再走。哪知道，一等就等了二十分钟！真想跑过来问你，到底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又觉得跑出来会太冒昧了！后来，好不容易看你进了门，我才放下心来。”隔了许多年，他又提起那天，他说：“你小小的个子，穿着一身黑衣服，在冬天的冷风底下，走来走去的。我觉得，好像有好重好重的压力，压在你的肩上，你那种‘不胜负荷’的样子，让我终身难忘？？”

原来，他那天目睹了我的徘徊。

但是，我还是进了父母的家门。父母毕竟是父母，不论他们对我多么生气，他们仍然没有拒我于门外。我怯怯地看着他们，等着他们骂我。可是，他们只是对着我，轮流地叹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可怜的父母，当我一无所成的时候，他们失望伤心。当我终于写作出书的时候，他们又害怕担心：不知道我的笔下，对父母家庭，会不会造成伤害。看到他们这么难过，我也难过极了。顿时体会到，“写作”要付的代价，岂止是青春年华的默默消逝，它还会让你“孤独”。不止在写作时的“孤独”，还有写作后的“孤独”。瞧，我为了写作，失去了庆筠的爱，又为了写作，失去父母的爱！这代价真的太高了！

第二天，我接受了电视台非常隆重的访问，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第一次面对访问的人，第一次用“现场直接播出”，我心里好紧张。鑫涛始终在电视公司陪着我，访问前，就一直给我打气。访问后，他说我讲得很好，保证我并没有失言或失态。那时还没有录影机，我自己无法看到自己在荧光幕上的样子。电视访问完了，我又接受了中广的访问。好忙碌的一天！

访问都结束后，鑫涛请我去他家里吃饭，于是，我见到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鑫涛的妻子非常美丽，三个孩子活泼可爱，最小的一个儿子比小庆只大几个月。我看到一幅幸福家庭的图画，心中深受感动。看着他的儿子，想着小庆，我自然而然地谈起我的家庭、我的写作、我的父母、我的儿子，和我为了《窗外》，所受到的种种压力。我没有强调什么，只是淡淡地说。鑫涛这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并不知道他前一天曾目睹过我的徘徊，只感觉到，他听得好认真。然后，鑫涛也谈起他自己，和他办《皇冠》的经过：

“你知道吗？我离开父母，一个人来台湾的时候，身上只有二两黄金，是我全部的财产。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台湾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只好在同学家里打游击！”

我听得很人神，因为他来台的情况，和庆筠很相似。

“后来，在同学的介绍下，入眠台肥六厂去当公务员。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里。当时，有三个朋友和我志同道合，大家决定要办一本综合性的杂志。于是，四个人聚资，拼拼凑凑，勉勉强强地出了第一期。那一期里的翻译稿、创作稿……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写的，跑印刷厂、装订厂……都是自己去跑的。第一期印了三千册，把我那间单身宿舍堆得满满的。我们四个人挤在小屋里，人手一册，自己欣赏自己的稿子？？”

很亲切的话题，我了解那种“自我陶醉”的滋味。

“然后，我们要设法把这些《皇冠》卖出去。我骑了脚踏车，载着《皇冠》，到一个个书摊去，请他们寄售，他们连寄售都不肯！有几家勉强接受了，却把《皇冠》丢在地上，用许多别的杂志堆在它上面。这样人家根本看不到《皇冠》，我就去把它从书堆里挖出来，请书摊老板把它放在上面。老板瞪了我一眼，生气地说：‘这种破杂志，没有人买的啦！’我听了真伤心。一个月后结算，只卖掉五十七本！我们四个合作的人，合作不到三个月，赔得惨兮兮，三个都退出了，只有我坚持。每个月都骑着脚踏车自己发书，书太重了，骑到后来，大腿两边的淋巴腺都肿了起来！”

我听了，实在非常震动，原来这本已十分成功的杂志，是如此艰辛创办的。假若没有过人的热情和毅力，大概早就收兵了吧！怪不得年纪尚轻的鑫涛，已经“早生华发”了。然后，我们又谈到《皇冠》杂志的现状，说也不信，这本杂志已发行了快十年，仍然非常艰苦，由于利润太少，始终都是“惨淡经营”。鑫涛手下，只有一个职员，厚厚的一本杂志，从看稿、编辑、美工、印刷，到校对，他样样都要做。说着说着，他就笑了起来：

“真不容易，现在已熬到第九年，我们终于遇到了一个琼瑶！或者，《皇冠》是真的要起飞了！”

很大的恭维，我笑了，满怀温暖。那一夜，真是很温馨的一夜。

第二天，我就乘火车回高雄，鑫涛仍然到火车站来送我。我上了车，他递给我一个很大的牛皮纸口袋，说：

“一点小礼物，回家以后再拆！”

我拿起来，沉甸甸的，像是一本大开本的书。我收下了，一路都没有拆封。回到家里，庆筠迎了过来，满脸困惑地对我说：

“嗬！好奇怪的事，有人送来一架落地电唱收音机！不知道是不是送错了地址！”

我奔过去一看，好豪华的一架落地电唱机，四声道立体声的，简直太奢侈了！自从我的小破收音机被小偷偷掉以后，我就和音乐绝缘了。此时看到电唱机，实在惊讶极了。电唱机上没名片、没卡片，什么都没有。我突然想起鑫涛给我的牛皮纸口袋，匆匆打开一看，竟然是一杳唱片，有柴可夫斯基，有贝多芬，有史特拉文斯基和莫扎特！我翻弄着唱片，一张小纸条掉下来，鑫涛那天马行空的“草书”，草草地写着：

知道你写作的辛劳后，深觉惭愧，稿费一直算得不高，因《皇冠》也撑持得相当辛苦。一架落地电唱机，是从闲谈中，得知你们家庭中所需要的，请看在特意让高雄朋友代劳的一片苦心中，笑纳吧！

我衷心感动，不只为了唱机，还有我手中的唱片，如此细心的安排，实在是个有心人。（事隔多年以后，我笑着问鑫涛：“第一次见面就煞费苦心地送唱片、送唱机，有没有心怀不轨呀？”鑫涛正色回答：“别冤枉了好人！知道你写作得那么艰苦，觉得太抱歉了，想补偿你一些稿费，又怕伤了你的自尊。后来听你说不喜欢热门音乐，比较爱古典音乐，我才好不容易，想出送唱机的点子！”然后，他又笑笑说：“虽然没有‘心怀不轨’，倒的确是‘用心良苦’呢！”）

就这样，我们家里有了唱机，我可以一边写作，一边听音乐，写作时不再那么孤单了。我也有了冰箱，可以一星期买一次菜，节省了不少时间。《皇冠》和“联副”的稿费加起来，已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眼看生活的困窘，即将成为过去。但是，庆筠的落寞和失意，却与日俱增。我越忙于写作，他就越孤寂，我的稿子发表出来，他不再有笑意。一天，他苦恼地凝视着我，说：

“我应该到‘清水’去的！”

清水是台中附近的一个穷乡僻壤，庆筠在刚到铝业公司上班未久时，忽然想转行去教书，清水有个中学给了他聘书。他认为，“隐居”到清水，可以逃掉都市里的诱惑，可以埋头写作，那么他就能写出不朽名著。这个“去清水”的决定，被我推翻了，我不肯跟着他一再搬家，也不认为“写作”与“清水”有什么大关系。再有，铝业公司待遇好，清水待遇低，也是我考虑的一大因素。自从推翻去清水的决定后，庆筠每当最失意时，就会提到清水。

“只有到清水才能写作吗？”我问他，“那么，你就去吧！这次我不拦你了！”

“你已经‘拦’过了！”他忧郁地说，“你拦住了我，然后你自己可以平稳地走下去！我给了你一个写作环境，你却从来不给我写作环境！”他紧紧地盯着我，沉痛极了。“你现在已经得意了，报纸、杂志，大家抢着要你的稿子，可是，我呢？我在哪里呢？我在哪里呢？”

他悲怆地说着，落寞地、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那夜，我抱着儿子，对着窗外黑暗的穹苍，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我要放掉庆筠，我要给他自由，我要让他从家庭的束缚里解脱出来！我再也不要拖累他，不止我不要，儿子也不要！如果没有我和小庆的羁绊，说不定他还有很灿烂的一片天空！

第十六章一九六四年，离婚·写作·出书

一九六四年，我的生活全然改变。

那一年，父亲受聘于南洋大学，到新加坡去教书了。母亲带着妹妹，仍住在那栋日式小屋内。尽管，大部分日式小屋都在拆除，改建高楼大厦，师大的这批日式宿舍，仍然维持着原状。

我和庆筠，在几百次几千次的争吵讨论、痛苦挣扎、流泪伤心……之后，两人都比较理性了，终于发现我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赌，不是穷，不是爱得不够深。这些都可以纠正，都可以克服，我们真正克服不了的问题，是我们的写作。夫妻二人，从事同一样事业，潜意识中，仍然有竞争。庆筠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是正统科班出身，他一直自视比我强。但是，今日的社会以成败论英雄，写得再好，只有自己看是没有用的。他很迷惑，继而迷失。他无法在我面前掩饰他的痛苦，他更做不到以我为荣。可怜的我，可怜的庆筠，我们因有“共同兴趣”而结合，最后，却因这“共同兴趣”而分手。正像庆筠说的，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一对最最平凡的凡人！

那年，我和庆筠分居了一段时间。我带着儿子，搬到台北去住。房子在敦化北路一条巷子里。是两层楼，楼上有三间房间，楼下是客厅餐厅和厨房，前面后面，都有小小的院子。这房子对我来说，实在太豪华了。初搬进去，我非常不安，算算房租，尤其不安，虽然房东算得很便宜，对我仍然是笔大数字。搬进去第一天，鑫涛来看我们，见我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他在客厅中一站，用极肯定、极权威的语气说：

“你负担得起！只要你不停下你的笔来，你就负担得起！不只负担得起这栋房子的房租，你将来还会拥有一个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世界！”他盯着我，稳稳地、笃定地加了一句，“可是，你要让你的才华，发挥到极致，绝不能让它睡着了！”

鑫涛这人，实在奇怪极了。我一生没碰到过像他这样的人，他浑身都是“力量”，好像用都用不完。他做事果断，绝不拖泥带水，他思想积极，想做就立刻付诸实行。他不只对自己的事坚定果决，连带对朋友的事也坚定果决。我们刚搬到台北，他对庆筠说：???

“你不必回铝业公司上班了。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到报社去当编译，报社的上班时间是晚上，你有整天的时间可以去写作。另外一条路，是你暂时放弃写作，去从事翻译，翻译需要中英文都好，你是难得的人才！”

庆筠两条路都没有走。关于第一条路，他说：

“听起来很不错，可是，我不要靠你的关系进报社，我要靠我自己！”

至于第二条路，庆筠简直有些生气。

“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再创作和创作怎能相比？难道你属于创作人才，而我只配去翻译吗？”

两条路都堵死。而我已不眠不休地开始写《几度夕阳红》。庆筠看我写得头都不抬，他一咬牙，决定回铝业公司。我对他说：

“我们暂时分开，你愿意去清水也好，去兰屿也好，去绿岛也好……你去打你的天下，不要让我和孩子再来拖累你，天下打完了，或者你不想打了，回来，我还在这儿等你！”

庆筠也是个奇怪的人，他回到高雄，居然没去清水、兰屿或深山大庙，居然不找一个地方去从事他心心念念的写作，他仍然留在铝业公司上班，这一上，就上了一辈子。前些年，才从铝业公司调到经济部。他一脚走进公务员的圈子，就再也没有跨出来。

我和庆筠拖到那年夏天，两人都觉得累了，情虽未了，而缘分已尽，为了让彼此都有更大的自由去飞翔，我们终于到律师楼，去签了字，协议离婚。小庆给了我，从此，小庆就跟着我姓陈，称呼我的父母为“爷爷奶奶”，他从出生，就在陈家，似乎注定是陈家的孩子。

刚离婚那段日子，我情绪低落。觉得我这一生，似乎做什么都做不好。既不能成为好女儿，又不能成为好妻子。回忆这五年的婚姻生活，我实在有太多太多的错误。离婚，是结束两个人的悲剧。我虽然有这种观念，真正离婚后，却感到无限地惆怅。毕竟，庆筠和我做了五年夫妻，毕竟，他是我儿子的父亲呀！

好一阵子，我无法写作。对着稿纸，会忽然悲从中来，抱着儿子，也会情不自禁地悄然落泪。这种情绪，无法让任何人了解。伤情之余，交稿的速度很慢，那时，《几度夕阳红》已在《皇冠》上连载，这是我第一次“边写边登”。《皇冠》登我这篇小说，为了迁就我的情绪，每个月刊出的字数忽长忽短。这样，有一天，鑫涛来看我，他兴冲冲地站在我的客厅中，对我很“肯定”地“宣布”一件事：

“下个月开始，我要在‘联副’上刊载你一部长篇小说，你最好马上就去写！”

我大惊失色。这怎么可能呢？《几度夕阳红》还没写完，我的头脑有限，怎可能再开始一部长篇？何况我情绪低落，何况我还要带孩子，何况，何况……

“不行！”我摇头，“我做不到！一定做不到！”

“你做得到！一定做得到！”鑫涛坚定地说，眼光逼视着我。他浑身上下，又带着那种令我惊奇的“力量”，他点点头，很认真地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初，我想在‘联副’上刊载《烟雨蒙蒙》，可是，长篇小说的连载必须要向上面报备，我报备的时候，上面打了回票。给我一句话说：‘琼瑶？琼瑶是谁？没听过这名字！”联副“应该去争取名家的稿子！’我听了之后不太高兴，把《烟雨蒙蒙》左看右看，铁定是部好小说。结果，我利用我的职权，闪电推出《烟雨蒙蒙》，连预告都没有发。报社以为是一部中篇，根本没注意，一直等到刊载了一半的时候，有天社长一清早到报社，发现一群女学生等在报社门口买报纸，社长惊奇地问她们在干什么，女学生说：‘来不及等报纸送到家里来，我们要上学呀！只好到报社来买！’社长问她们要看什么大新闻，她们说：‘《烟雨蒙蒙》呀！’社长惊愕地走进办公厅，问大家：‘《烟雨蒙蒙》是什么？’”

我笑了，对鑫涛点点头说：

“你编故事，也编得满好听的！最起码，可以治疗一下我的自卑感，我正需要这种故事！”

“我没有编故事！”鑫涛一本正经地说，眼光显得严肃起来，“这件事，百分之百是真的。我告诉你，只是要你知道，在‘联副’刊载《烟雨蒙蒙》的时候，报社里没有人知道琼瑶！但是，今天我们报社开编辑会议，会议中，大家居然提出来：‘我们怎么不去争取琼瑶的长篇小说？’言下之意，《皇冠》有你的长篇，‘联副’没有你的长篇，是我徇私了！”他正视着我，一瞬也不瞬地。“琼瑶，”他清楚而有力地说，“《联合报》是台湾第一大报，能挤上‘联副’，不像你想象那么容易！现在‘联副’要你的稿子，我就一定要上你的稿子！因为，这对你太重要了，仅仅一本《皇冠》，不够来肯定你！”

“可是，”我嚷着，“我写不出来呀！”

“你写得出来！”他重重点头，毫不怀疑地，“今天我就是用逼的，用催的，用榨的，我也要逼出你另一部长篇来，你最好马上就去写！我给你十五天的时间！”

“那么，那么，”我开始心慌起来，“《几度夕阳红》怎么办呢？”

“《几度夕阳红》不能停，你要做一个计划，半个月用来写《几度夕阳红》，另半个月写新长篇，两部小说同时进行！”

我愕然地看着鑫涛，简直不敢相信我听到的！他真认为我有这种能力吗？我自己却不能肯定。鑫涛不看我，他看看我的房子，看看正在屋内练习枪战的小庆，他说：

“你需要雇一个人，来帮你烧饭带孩子，”抬眼看我，他正色说，“像你这种人，是不应该埋没在厨房里的！明天，我去帮你物色一个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