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交朋友是容易的，孩子们和大人的亲近也是容易的，没有几天，这个家庭已和洽得不能再和洽了，到处都有欢笑，到处都有温情，只是，嘉龄仍然不知流落何方。

快要过旧历年了，天气出奇地冷，接二连三来了几个寒流，又加上一直在下雨，气候坏到极点。这样的气候下出门旅行，似乎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但是，纪远却对这旅行抱着极大的兴趣和希望。他终于接到情报，说嘉龄在台中一家舞厅中化名献唱，他立即赶往台中，好在台中没有雨，可是，也冷得相当够受。

晚上，纪远来到了那家名叫蓝星的舞厅，这不是第一流的舞厅，布置得非常粗俗，暗沉沉的灯光，雾腾腾的空气，加上一些廉价的香水味，舞池里人影幢幢，不断地扭动旋转，音乐疯狂地响着，充满了世纪末的情调。他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立刻有两个舞女舞到他面前来，他摇摇头，慢慢地燃上一支烟。

侍者走了过来，他叫了杯橘子水，对侍者轻轻讲了几句话，侍者狐疑地望着他，然后走开了。没多久，侍者陪着舞厅的经理过来了，纪远拉开身边的椅子，和那经理交换了一张名片。经理不解地问：

“你请我来有什么事吗？纪先生？”

“我来打听一个名叫银妮的歌女，听说她在这儿献唱。”

“是的，”经理微笑了，“你喜欢她？”

“她很受欢迎吗？”纪远答非所问。

“说实话，并不怎么受欢迎，”那经理坦白地说，“她很固执，爱唱的歌才唱，不爱唱的就不肯唱。她的年纪也大了点，现在，比她年纪轻，什么都肯唱的歌女很多……”经理咽住了，觉察到自己透露得太多了，“纪先生问她做什么？”

“她的真姓名叫什么？”

“她姓杜，我们就叫她银妮小姐。”经理说，“她是被高雄舞厅介绍来的，我们和她签了一年合同。”

“合同满了没有？”

“我知道了，”经理自作聪明地说，“你想请她去唱歌，是吗？合同还没满，钱倒都给她预支光了，我并不反对和她解除合同，只是她得先偿还欠的钱。”

“一共欠了多少？”

“大概一万元左右，要查一查才知道。”

纪远掏出了支票簿，说：

“你能去把她的合同和借据找出来吗？我要马上带她走，我希望没有什么牵缠。”

“呃，”经理呆住了，“那——那不大好办，她这样一走，临时没人接替……”

“在她借款之外，我另外赔偿你五千元，怎样？”

经理错愕地望着纪远，不知道这是哪儿跑来的“大头”。对于银妮，他们早就不满了，既不肯跟客人周旋，又不肯暴露色相，死死板板地唱她那几个“艺术歌曲”，天知道，到这儿来的客人还有什么艺术的？再加上她那份坏脾气，动不动就砸东西骂人。假若不是因为她欠了太多的钱，他们早就要请她走路了。现在，忽然从天上掉下来这样一个人，愿意为银妮清偿债务，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点了点头，他站起身来，基于江湖义气，他又踌躇着说了句：

“这位小姐并不是很好惹的，纪先生和她交情很深吗？”

“你放心吧！”纪远微笑地说。

经理进去了。这儿，纪远再燃上一支烟，望着舞池中的人影。一支舞曲结束，灯光忽然亮了起来，纪远本能地一震，嘉龄出来了！嘉龄，不管她化作任何名字，纪远依旧认得出来。她不再是往日的那个小女孩了，纪远带着沉痛的心情，望着她那张脂粉堆积着的脸庞。才二十八岁，应该也不会如此憔悴呀！脂粉掩饰不住她的苍白，那职业化的笑容里，每个笑痕中仿佛都挤得出泪水来。一件敞胸的黑色洋装裹着她，那裸露的肩头应该不胜寒冷，消瘦得可以看出骨骼。怪不得经理说她不受欢迎，青春似乎对她特别吝啬，那张当年焕发的脸庞已换上了疲倦和苍凉，看不出丝毫的光彩。对满座的客人机械化地点了个头，她开始唱一支《绿岛小夜曲》。她什么都变了，只有歌喉依然圆润动听，婉转轻柔。纪远不禁听得呆住了。

一曲既终，场子里响起几声疏疏落落的掌声，不给人赞美的感觉，倒带着点讽剌的意味。经理走到纪远的身边，把嘉龄的合同和借据交给他，说：

“她还要唱一支歌，让她唱完吧！”

纪远点了点头，大略地看看那些数据，就签了一张数字很可观的支票给经理，说：

“我希望不再有什么麻烦。”

“哦，当然，当然，纪老板。”经理一迭连声地答应，把纪远不知当做哪家新开夜总会的老板了。

嘉龄又开始唱起一支歌来，纪远忍不住地大大震动了一下，那是一支熟悉的歌，他第一次听到它是在杜家的客厅里，也是嘉龄唱出来的。那时杜宅宾客盈门，觥筹交错，嘉龄尚不解人间哀愁，用天真的神情，唱出这支歌曲，和今日置身舞厅，苍凉地吐出那一个个的字，有多大的不同！他屏息敛气，听着嘉龄哀婉的歌声：

有一条小小的船，

漂泊过东南西北，西北东南。

盛载了多少憧憬，多少梦幻。

船儿美丽，梦儿旖旎，

穿过海洋，渡过河川，

来来往往无牵绊！

春去秋来，时光荏苒，

憧憬已渺，梦儿已残，

美丽的小船，

不复昔日的光辉灿烂。

经过风暴，涉过险滩，

盛满时光，载满苦难，

何时才能卸下这沉沉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