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态度强硬、坚持赔偿的国家，诸如缅甸、菲律宾、印尼、南越，它许诺逐年赔偿；对放弃赔偿的国家如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它签订了准赔偿协定即提供无偿援助；最后，1958年2月，一种更新、更体面的手法出现了，它与印度签订了一份日元贷款协定。”

“至少在名义上，这是和战争赔款无关的政府间援助。”

“哦，你这么讲，我就明白了。”叶开听了之后，总算是搞清了这个日元oda的前因后果，心里面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换一句话说，和所谓的无偿援助一样，日元oda贷款不过是战争赔款的变种之一。

正是依靠赔偿、“无偿援助”以及日元贷款，此后十余年间，日本在亚洲各国攻城略地，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它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性经济大国了。

对此，原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曾长期参与赔款谈判的中川融坦言，“把战争赔偿与经济援助结合起来，从结果上看，对我国扩大贸易发挥了积极作用。”

终于，在70年代初期，日本将目光投向了共和国。

“中日建交的时候，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叶子平说道，“这自然大大加快了当时的外交进程，但是也让人争论不休。当时，我们的外汇储备非常紧张，而国内又非常需要从日本进口钢铁、化肥以及成套设备，中日贸易迅猛增长，而我们始终只能用稀缺的石油资源来换取其他一切。”

这么做肯定是非常不利的，这种情况也必须要改变才行。

“当年东芝公司董事长率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代表团访华，签署《中日长期经济协定》后，中方领导人谈到很需要日方的资金，但利率太高了。”叶子平说道，“日本方面当即表示，负责日元贷款计划的oecf愿意以低息、长期的优惠条件，为共和国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但是oda的申请原则是受援国必须先提出贷款申请，这个触及了我们几十年间始终强调的自力更生的政治底线。”叶子平说道，“所以这事儿就停下来了。”

“哦，这是一个面子问题。”叶开点头道，他心想，如果让当时的国人承认自己需要向日本人借钱，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也不仅仅是面子问题了，60年代苏联撕毁对华援助协定，给我们的经济建设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使我们对外援的总体认识蒙上了阴影。之后我们采取了对外国的贷款、投资、援助不予接受和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政策。”叶子平说道。

“那时候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在我们看来是件非常自豪的事情。不过从实际情况来讲，这种想法其实是非常保守的，对于经济建设极为不利。”叶子平说道，“直到后来方和同志访问日本，oda项目才迎来了关键转折，他在参观了日本的新干线之后，感触颇深，就表示高额贷款应在政府间进行，民间无力解决的事情应该在政府间解决，表示共和国可以接受政府间贷款，第二年这事儿就开始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