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当时经济已经逐步向市场经济发展，逐步推行价格双轨制，而政府尚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掌握了大量的审批权力，这为部分政府官员利用公权力从事活动提供了机会。

八十年代，生活作风问题就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但到了九十年代，这似乎已司空见惯。很多人认为，生活作风属于个人问题，并不能算是。

但如今，多数贪官均有包养情妇的问题，这往往成为官员迈向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是国家部委现象比较严重，而九十年代则是沿海地区成为高发带。

在九二年之前，国家部委的要案所占比重较高，到九十年代初期有所减少、中期又开始有显著增加。在九二年之前，主要是在自身体系内部的，特别是通过政府部门经商的方式涉足经济领域，利用审批权力谋取利益。在中央要求党政机关所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之后，这种现象在逐渐减少。

但是，在九二年之后，又有一种新的形式在国家部委中出现，就是高官与一些地方性的企业勾结在一起，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为这些企业谋取利益。

如果说前一种类型还是以单位为主的话，后一种基本上是这些政府官员个人的行为，自身直接从中获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高官案件中，一半儿是与金融部门有关，还有另外一半儿是与企业股票上市有关，这些案件涉案金额非常庞大，突现了国内重要经济部门的金融监管，存在很多的漏洞。

事实表明，大多数涉案的高官在作案手法上比较谨慎隐蔽，受贿金额巨大，但行贿

人数很少，个人得益丰厚，但减少了被揭发的风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党政官员都会结交一些工商界的朋友，这在有的时候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但能够近水楼台的业者，往往成为贿赂的特许提供者，有的甚至扮演了中介的角色。

由于这样的操作减少了官员直接受贿被发现的风险，也往往比较能为一些高官所接纳。

妻子、儿女在高官案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表明，家人在官员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行为的情况很少。

有的时候，家人的贪婪更助长了官员的行为，使得他们加快暴敛财富的速度，而有的时候，政府官员自己并不出面，而由家人通过办公司的方式把黑钱洗白。

官员的家人及贴身亲友利用其权力和关系，狐假虎威，巧取豪夺，谋取巨额经济私利的现象，败坏了公权力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九十年代的高峰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了的官员们独断专行所产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