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一家家、一窝窝在城墙根搭起了破庵子、茅草棚，竟有长住下来的意思。好在自李闯王兵败以后，北京城内屡遭兵乱，人口十去五六。东直门内外瓦砾遍地，有的是空闲地方，不然真要人满为患了。这些人大都操关东口音，也有不少像是直隶、山东、河南一带的人，披着褴褛的袄子，腰间勒根草绳，端着破碗向人们讨饭。

“大爷大娘，积德行善，赏一口剩饭吧。俺是从热河逃难来的，上有老，下有小，没法子呀！”

“阿弥陀佛！罪过哟！大冬天的哪来的灾，跑这么远的路？”

一个肩头挑着补锅家伙的壮年汉子听了这话，将脸一扭停住了脚，冷笑道：“你是天子脚下的人，怎么知道乡下的事！他妈的，镶黄旗圈了老子的地，不要饭，吃毛？”说着把辫子往脖子上一盘，气哼哼地走了。

读者至此，或者会问：什么叫“圈地”，便这等厉害！

原来，满洲人未入关前，八旗兵出征打仗，马匹、器械都是自备。各旗为办军需给养，都占有大量旗地，各旗的主儿、王公宗室自家日常挥霍也要消耗大量金银，便在关外各地设置大小不等的庄园。入关之后，前明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在闯王入京后，死的死，逃的逃，撇下了无数的无主荒田。多尔衮便下令“尽行分给东来诸王、贝勒、贝子、勋臣人等”，丘八爷们当然尽挑好地抢。他们用一根绳子，拴着两匹马，上头插一杆旗，后头的兵丁狂抽猛撵，兜多大圈子算多大圈子，圈子里的地便成了旗人的产业了。这就叫圈地。“这是我镶黄旗的”，“那是我正白旗的”。甚或有更霸道的，还要把圈子里边的百姓一律赶出，或者换一点沙窝碱地给他们。这还算客气的，更横的还趁机抢掠。圈地所到，室中所有器物一律留下，妻女长得丑的，“开恩”着原主带走；长得有点姿色的便将留下。弄得京畿、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七十七州县，纵横二千里，田园荒芜，哀鸿遍野，饿殍满道，哭声不绝于耳。其中有被迫铤而走险为“盗”的，也就不尽其数了。

单说京西永兴寺街，有一家小客栈，名叫“悦朋店”。这大概取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悦）乎”之意。这家小店的后院有十几间客屋，专供举子进京应试时候住的。目下离开科尚早，生意甚是清淡。当街三间门面摆着四张八仙桌；向北折是一间雅座，供客吃饭；门面以东一道长柜台兼卖酒肉和零星杂货。伙计们都是乡里人，回去过年了，店里只有一位何老板和几个远乡的小徒工支撑。正月初八清晨，店里刚摘门板，只听“唿通”一声，倒进一个人来。

店老板何桂柱听到伙计们喊叫，赶紧蹬上裤子，把夜壶往床底下踢了踢，趿拉着鞋就往外跑。一看，这个人约莫有二十岁出头，头上戴了顶一丢儿锡的青麻帽，拖出二尺多长的辫子，头发总有两个多月没剃了，灰不溜秋长了足有寸半长。棉袍子像给鸟铳打过，一朵朵烂羊油似的破棉絮绽露出来。看他脸色，像生姜一样黄中带紫，双目紧闭，人已是冻僵了。何桂柱由不得叹了口气说：“罪过！这也是常事，送到城外左家庄化人场吧。啐，今天真晦气！”

伙计们张罗着找了一领破席将死人卷起，正要弄块破门板把人抬走，店后门帘一响，走出一个人来说道：“慢！”

众人回头看时，出来的人约有三十岁上下，戴着青缎瓜皮帽，穿着黑狗皮酱色绸马褂，里头罩着灰团呢长袍，千层底冲呢靴子上起着一道明棱，稳稳站在门当间。店主人忙赔笑道：“二爷早，这是冻死在门外的一个穷秀才。”

“死没死要看看再说。”他一边说，一边走上前去蹲下身子，用手在青年鼻子下试了试，拉起手来搭上脉摸了摸：“人还没死绝！快熬一碗姜汤，不，先弄点热酒来！”伙计们面面相觑，站着不动，何桂柱连忙说：“爷已经吩咐，还不快点？”

出来的这个人是个举人，扬州人，叫伍次友，是个闻名于大江南北的才子。家世豪富，祖上曾做过几任大官。开店的何桂柱先前就是他家的佣人。崇祯年间，兵荒马乱，伍老太爷怕树大招风，让家人各投亲戚。何桂柱的爹是个家生子儿，没有亲人在外头，老太爷一发善心，帮他在本地开了一个小店。清兵入关，史可法在扬州抗清，城破后，城内血流成河。何家在扬州呆不下去，索性迁往北京来。这伍次友原是侯方域的学生，清室定鼎之后便从了天意，考了秀才，中了举人。只是伍老太爷心向大明，立誓不食清粟，闭门在家专注《道德经》。这伍次友进京应试，恰又遇上了何桂柱，干脆就住进了悦朋店。如今虽没有主仆的名分，那何桂柱还是对这位少主人礼敬甚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