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怎样形成的？谁也说不出个确切的所以然。有说因南阳区域文化形成较早，积淀很深。但我认为，洛阳、开封比南阳“还要深”，却并未出现类似的现象。有人说南阳是个盆地，相对的封闭。但全国大大小小的盆地，比南阳还要封闭的地方有的是，别的“盆地”怎么没有作家群？还有的说，南阳领导层关注文化事业，重视保护作家的创作积极性，这话是有道理，然而转思，哪个地方的领导“不关注”、“不重视”呢。有的地方甚至领导自己就是不错的作家在当，怎么也该有个“群”吧？

想来想去，这些理由都有根据，但都“不完善”。我躺在被窝里有时会想到这一问题，我觉得：首先是有几个热爱创作又爱好交朋友结文缘的，同时又有了相当创作成就的作者密切过从，互相鼓励搞创作，形成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兴奋点”，有一个能提供创作者的发表作品的阵地，如果当地的党委和领导有很仔细的注意保护和作养这个“点”，有这么一个小气候，一个适宜作家成长发芽的温室，慢慢地，“蘑菇”就在这气候和温室中生发出来，成了一个“蘑菇群”，也就成了一道景观。

大家多有认为我是南阳作家的领军人物。但我其实在南阳这一群中出道很晚，是年纪老大的“后起之秀”，是宛军的一员客将罢。我只是占了知名度高的一点，人们想当然的就那么认知了我。

送来的书稿请我写序的曾臻，她就是“宛军”的元老。她年纪比我小，小出几乎一个辈次。然而我的文学作品处女作发出是1986年，比她要迟得多，我真正要叫她一声“师姐”才对。

这个“军”真正的创始人，由小到大的奋战带头者，是乔典运，余者还有孙幼才，周熠、周同宾、廖华歌、马本德、兰建堂、秦俊行者……这些人创造了形成宛军的熵，他们的成就造就了他们的声名，现在也是显赫的。

但曾臻不是显赫的作家。她在宛军花丛中自在开放，随缘就分任从春荣秋谢的一丛小花，带着野性的芬芳，在门窗外无意识地飘散着自己的馨香。

我认识曾臻，是通过老乔的介绍。时间记不很清楚了，大约是七八年的秋天罢。乔老爷（我们都这样称乔典运），从西峡来，一块吃过晚饭，乔老爷说“走咱们看看曾臻去”。我们便一起去了“专医院”——曾臻，在那里做医院的宣传干事，“写稿”。第一面的印象，我觉得她很清秀，瘦而且弱。似乎是有点儿“不禁风”的那样，是个不事张扬，纳于言语但行动从容不迫的那样。住的一个筒子间，大约只有十二平方米，书籍资料很多，却打理得很齐整。她和乔很熟，只是时而和我说几句——我猜她是怕我枯坐尴尬吧。

从那以后，我们有了交往。我和乔比起来，最比不上他的就是他与人交往的热情，奖掖后进的那份主动自觉，对人的体贴与关怀。也因我正写着康熙，恰在最紧的关头，每晚要坐到三点钟。乔典运不在南阳时，我极少与近在左右的南阳朋友串门聊天。曾臻也一样。直到老乔患病，住进专医院，我在家写书也是心里发毛，常去看他，和他谈天慰藉，见得也就多了些，因为每次去，乔大嫂是“守摊”的，还有曾臻必在，再就是王桂芳，经常从西峡赶来，和曾臻一道帮助料理老乔琐务——和亲生女儿那是一样的。我为安抚乔有时也说说佛经性命之说，有一次曾臻听我背诵《心经》，她记录不下来，婉请我自己写出来，她眼中盈盈的泪，恳切的牵卷诚意，至今都宛然在目。

乔去世后，我们似乎没怎么见面，后来听说她结婚了，丈夫很好，家也很好，有次路遇，我见曾臻容光焕发很精神的样子，觉得她很幸福。

据我的经验或都是偏见，一个人要是幸福了，就不能哀恸，就会离开文学。

不料今年，近期，她突然打来电话，要出书了，要请我写序。

呀！这么多年，这丛野花仍旧在“春荣秋谢”！

她仍在“业余”，然而她仍在“专业”。

这朵“不禁风”仍在风中施放她自己的清芬。

我有一首牵牛的诗：

野生沟垃篱树墙，

此花人间最寻常。

尘冕倘无牵牛藤，

天上织女锁机房。

送给曾臻罢，是为序。

“南阳作家群”这个名字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了。除了我，还有一批如同周同宾等的全国作家协会会员相当一批的省作协会员和更大批量的市级作协会员。有人说，“在南阳街头，一不小心就会和一位作家擦肩而过”——这固是有些夸张，然而进行一下地域人文比较，确实是此地一幕异样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