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这个人哪里是一个小门小户的贫家女，简直就是一个先进党员干部的典型形象――不食人间烟火，零缺点。

但是，这种完美的近乎“假”的包装方法，不但不能使人深切的感动及共鸣，反而大大削弱了花木兰这个人物属于人性的光彩，无法刺激人们产生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个这种模式下的人物，是无法使人产生深度的人文关怀的，更没有太大的艺术想象空间，可以支撑一部在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形式上都极见大气辉煌的商业巨片。

当年为了构筑一个大片，张一谋选择了改编《雷雨，还有很多人指责他选的不好；今天易青选择了《花木兰，他的压力可想而知。

所以在易素、杨娴儿、李杜等人的思考中，这部《花木兰，应该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一部作品，是任何观众只看宣传片和花絮所无法想象到的一部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的花木兰，她身上更多的应该是中国传统女性身上属于“共性”的那部分东西――一部歌颂某一个具体的女英雄的电影，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花木兰再完美又有什么意义？

而以花木兰为一种文化符号，去挖掘花木兰背后的整个中国女性，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这才是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的――也就是说，这部电影不是要歌颂一个花木兰，而是告诉世界，中国有无数个花木兰，是中华民族深厚的文明积淀造就了花木兰。

把花木兰，从包装一个具体的个别的特例。衍生到一种具备中国民族特色地普遍的精神内核上去，成为一种文化形象，让观众透过花木兰看到的不是她个人的某些品质，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地某种文化特质。

这样一来。《花木兰这个题材，就从狭隘的一个女人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框题；从一个女英雄的简单形象，变成了对整个民族精神的探究――在一个中华民族这样的文明载体下，一个普通的女人是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如何看待家庭与国家的矛盾、如何看待两性的社会分工问题、如何看待金钱权势和个体自由……

这样一来，不但影片地艺术含金量产生了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在商业考量上，无论是李杜地大气开阖的巨笔，还是何风振聋发聩的奇妙音响；无论是杨娴儿繁盛灿烂的美术手段。还是罗纲奇诡多变的摄影手法，都有了充分地展示空间。在视觉和听觉上，可以加入的商业因素和刺激手段一下子大大增加了。

否则的话。把笔墨集中在一个具体地人物、一个完整的故事上，那么狭小的范围，怎么可能吸纳五亿的投资；就是把钱砸下去了，拍出来的也是不断重复以往的垃圾作品，根本不可能在票房上把成本收回来。

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花木兰这个形象，就不可能再是传统的那种英姿飒爽的女英雄女将军地形象，更不是好莱坞包装出来的那种顽皮少女的形象。她必须是一个简单平凡的农家女。娇小秀丽而贤惠，有着清澈的眼神。

这就是易青和李杜、依依、孙茹私下商量的结果，所以他们关于花木兰这个角色的选择就应该是……

……

易青下意识的看了小云一眼，但还是认真的说了下去，道：“我们对于花木兰这个角色的选择，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第一是质朴，第二是纯净，第三是平凡。我们要求的这个女演员，必须是干干净净。外表有一点孤僻沉静，但是内心有强烈执着的形象，最最要紧的是一种质朴，一种面对命运的无奈时的柔韧式的坚强。她和以往的花木兰不同的是，她是逐步在矛盾中成长的，在战争和死亡的阴影中激发生命能量的形象，所以她的初始形象越是质朴单薄，她给人的感觉越是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