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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官僚资本几乎全部垄断国民党统治区电影企业和对电影加强检查的情况下，经历过长期斗争的中国革命电影工作者和正直爱国的电影工作者，在中国gcd地下组织的领导和正确方针指导下，一部分人进了“中电”各厂，利用国民党的电影基地，拍摄进步影片，一部分人参加了进步电影的基本阵地昆仑影业公司；与此同时，对各种规模的大小民营影片公司（文华、国泰、大同、清华、启明等）也采取团结、、争取和协作的方针；从而不断占领新的阵地，不断取得优异的成绩，1946～1949年间拍摄一大批优秀影片。这批影片的主要特点是采取了以暴露和隐喻为主的手法，控诉了在沦陷时期和国民党政权下人民所受的灾害与痛苦，进一步暗示广大人民起来斗争的出路。昆仑公司的《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史东山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蔡楚生、郑君里编导）、《万家灯火》（1948，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希望在人间》(1949，沈浮编导)、《丽人行》（1949，田汉、陈鲤庭编剧，陈鲤庭导演）、《三毛流浪记》（1949，阳翰笙编剧，赵明、严恭导演）和《乌鸦与麻雀》（1949，陈白尘、沈浮、徐韬、郑君里、王林谷编剧，郑君里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松花江上》（1947，金山编导）文华影业公司的《夜店》（1947，柯灵编剧，佐临导演）；中电一厂的《还乡日记》（1947，张骏祥编导）、中电二厂的《天堂春梦》(1947，徐昌霖编剧，汤晓丹导演)、《遥远的爱》（1947，陈鲤庭编导）、《乘龙快婿》（1948，张骏祥编导）和《幸福狂想曲》(1947，陈鲤庭编导)中电三厂的《追》(1947，沈浮编导)；国泰影业公司的《无名氏》（1947，于伶编剧，应云卫导演）、《忆江南》（1947，田汉编剧，应云卫、吴天导演）以及大同影片公司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1948，欧阳予倩编剧，洪深、郑小秋导演）等，都属优秀之作。《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概括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时代风貌，反映出了当时广大人民，尤其是生活在沦陷区的群众的情绪愿望，把揭露的矛头对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黑暗。这部影片在上海连映3个月，观众达70多万人次。《万家灯火》，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上海为背景，通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智清一家的遭遇以及他从幻想到觉醒的曲折过程，表现了战后小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以及当时通货膨胀、人民失业、市民阶层迅速走向破产的真实情况，也指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路。影片创作，采用严格的现实主义方法，朴实无华，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含义深刻，给人以深长的回味。是一部在思想艺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影片。《松花江上》以抗日战争期间东北人民的苦难生活和英勇斗争为题材，导演采取粗犷有力的气势和细腻抒情的表现相结合的艺术处理手法，1947年11月起在上海等地公映，受到舆论的好评和观众的欢迎。《希望在人间》通过邓庚白教授一家在日军凶焰下，在汉衍墨轩无弹窗,全文字在线阅读!特务的逮捕、监禁、拷打、跟踪和暗杀下，临难不畏，坚强不屈的英勇斗争，感人地再现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显示了中国人民可贵的骨气。影片结尾，邓教授又被敌人逮捕，将遭杀害，但是他的同志、子女却留在了人间，为民族的生存和胜利而继续斗争，起了点题作用。《乌鸦与麻雀》以上海解放前夕一座里弄居民楼里的几户人家的生活为背景，围绕着这幢房子的产权问题，用讽刺喜剧的手法，揭露了小官僚的丑恶嘴脸，表现了他在逃跑前夕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而以同情的态度，刻画了平民百姓的不同性格，显示了他们在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上日渐一致，并团结成一股反抗的力量见彩图。

这个时期还摄制了一批艺术质量高的作品，文华的《假凤虚凰》(1947，桑弧编剧，佐临导演；见彩图)富有喜剧色彩，情节结构巧妙，人物形像生动，对话风趣隽永，把中国电影喜剧的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抗战胜利后第一部在美国上映受到好评的中国影片。《小城之春》（1948，李天济编剧，费穆导演）的故事发生在八年战乱后江南某一小城市的一个破落家庭里，只有夫、妻、妹、仆、客五个人物出场。影片通过反复交替出现的古老荒芜的城头，颓败倒塌的庭园、低沉悲惨的音乐、缓慢的节奏，将少妇的新愁旧情、冷漠的家庭生活和如同一潭死水中的人物精神世界展现在观众面前，同时对“发乎情、止乎礼”的复杂的伦理道德观念也进行了探讨，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华艺公司于1948年11月完成上映的、由梅兰芳主演的彩色戏曲片《生死恨》（1948，费穆导演，李生伟摄影，黄绍芬摄影指导，颜鹤鸣彩色洗印、录音）是中国摄制彩色影片的第一次尝试。启明影业公司拍摄的戏曲片《祥林嫂》（1948，南薇编导）是根据同名越剧拍摄的，越剧改编自鲁迅的短篇《祝福》，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第一次将越剧戏曲搬上银幕。

这一时期上海小规模电影公司进行拍片活动的先后有20多家，总共约出品40部，大部分渲染谋杀、间谍、侦探、心理变态或描写所谓家庭爱情纠葛等。

1948年下半年开始，为迎接全国解放，适应全国解放后新的形势的需要，文化工作者纷纷准备进入解放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gcd的地下组织的领导和部署下，大部分文化、新闻、戏剧、电影工作者先后撤离上海，南下香港，待机转往解放区。他们在逗留香港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用各种方式，进行影片创作，产生了如《野火春风》、《恋爱之道》、《结亲》、《水上人家》等国语片和《珠江泪》等粤语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香港电影作品的面貌。

解放区电影这一时期，解放区的电影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延安电影团结束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在延安和兴山，先后建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华北，成立了华北电影队。

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46年7月，在西北中央局宣传部领导下，进行影片《边区劳动英雄》的摄制，由陈波儿、伊明编剧，伊明导演，程默摄影，凌子风主演，钟敬之美术设计兼制片。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未能拍成，部分人员转入新闻纪录电影的制作。1947年10月，以该厂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西北电影工学队前往东北。在经过冀中深泽时，与华北电影队会合，停留3个月，于1948年6月抵达鹤岗，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华北电影队（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于1946年10月成立，队长汪洋，部分摄影器材和技术人员由东北抽调；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先开展巡回放映工作和新闻电影拍摄工作，完成了《华北新闻》，拍摄了《晋中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新闻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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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下旬，中国gcd为接收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建立自己的电影基地，长春地下组织，首先派党员刘健民、赵东黎进入“满映”，组织职工进行护厂斗争，反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破坏，并于10月1日建立东北电影公司。11月下旬，从延安派来的田方和许珂来到长春，团结职工和技术人员，但因形势变化，不久离开。1946年4月14日苏联军队撤离，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中央东北局指派舒群、田方、许珂和钱筱璋正式接管“满映”；不久，袁牧之抵长春，东北局决定舒群任东北电影公司经理，袁牧之任顾问。由于内战局面形成，决定将接收的器材运往安全地带，并动员部分职工和一部分日本技术人员一同前往。6月1日，将设备和人员安顿于合江省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9月，由吴印咸带领的原延安电影团人员也来到兴山。1946年10月1日在庆祝东北电影公司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将公司改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由舒群任厂长，张辛实任副厂长，袁牧之任顾问。不久，舒群调离，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东影”兴山时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完成了大型新闻纪录影片《民主东北》十七辑，及时反映、紧密配合了当时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录了群众加紧生产、努力支前的情景和人民生活面貌。同时，还拍摄了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1947，陈波儿编写）、第一部科学教育影片《预防鼠疫》（1948，袁乃晨编导，马守清摄影）、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1948，伊琳编导，马守清摄影）、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1948，朱丹编导，方明导演兼动画设计）、第一部翻译片《普通一兵》（1948，孟广钧翻译，袁乃晨导演）。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1949年4月，“东影”由兴山迁回长春，并根据党的指示进行了支援北平、上海新解放区人民电影的开辟工作。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东影”派出的田方，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接管了在北平的中电三厂等国民党电影机构。4月20日，正式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由田方任厂长，汪洋任副厂长。华北电影全体人员也都参加“北影”的工作。根据党的先拍新闻纪录片，以后拍故事片以及“东影”新闻片创作任务移交给“北影”的指示，接办和领导了“东影”的新闻片制作任务，它派去前线的各个摄影队，迅速投入新闻纪录电影的拍摄。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北影”一共完成5部短纪录片《朱总司令莅平阅兵》（见彩图）、《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太原》、《淮海战报》以及《简报》1～4号。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5月解放上海，“东影”派出钟敬之在南京军管会领导下会同黄粲等接管了国民党在南京的电影机构，又到达上海，与于伶会同留在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徐韬等，在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进行了在上海的国民党电影机构的接管工作。接管任务完成后，立即进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筹建。

1949年3月，袁牧之应召来到北平，根据党中央指示，进行全国电影领导机关筹建工作，并在1949年4月在北平正式成立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见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在中央宣传部领导下，担负领导全国电影工作的任务，由袁牧之任局长。

中国电影简史（五）1949-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事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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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的发展道路50年代初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各大城市主动停止放映美国影片。当时急需加强制片和发行的统一领导，增加影片的生产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

上海原各私营电影制片厂联合起来组建为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样，使故事片的生产完全由长春、北京、上海3家国营厂承担。为了发展创作，培养编剧人材，上海和北京先后开办了电影剧本创作所。到1957年，各制片厂都设立了专门的文学部，负责组织剧本的创作工作。为了培养其他方面的人材，上海、北京还先后成立了电影学校，北京的电影学校后成为中国唯一的高等电影专业学府──北京电影学院。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建立起发行放映管理系统，成立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在全国2000多个县，也先后建立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从50年代初期开始，陆续筹建了保定电影胶片厂(化工部第一胶片厂)、南京电影机械厂、哈尔滨电影机械厂、上海电影机械厂、八一电影机械厂、北京电影洗印厂（见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等电影工业企业；各大制片厂自己也都建立了洗印车间。

新的中国电影从1949年制作的第一部故事片《桥》开始，在很短的期间，拍摄了许多优秀的影片，如《白毛女》、《钢铁战士》、《中华女儿》、《上饶集中营》、《赵一曼》、《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等；一些私营厂也拍摄了具有相当水平的影片如《三毛流浪记》、《我这一辈子》、《腐蚀》、《关连长》以及新闻纪录片《百万雄师过大江》。优秀影片《乌鸦与麻雀》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完成。在此期间，中苏两国合拍了两部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均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随后，又拍摄了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抗美援朝》(第一、二部)、《新中国的诞生美援朝》第一部在1952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桥》是中国第一部表现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解放了的主人翁，在战争中进行建设的新影片，从此，工人、农民、gcd人、革命军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形像开始占领中国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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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在全国20个大城市举办了电影新片展览月，展览月上放映了《桥》、《白毛女》等26部新片，轰动全国。周恩来为新片展览月的题词是：“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

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在电影创作指导思想方面过分强调电影的政治宣传作用，要求电影着重反映工农兵的形像和当代重大题材，造成题材单一的倾向。对《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影片的批判，挫伤了部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因此一度导致了创作拘谨、产量下降。

1953年，有关领导为了改变这种形势，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电影创作会议，提倡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改进了领导方法，鼓励艺术家发挥各自的长处，从各方面反映革命的历史和现实。到了1956年6月，同志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贯彻这个方针，中央电影局召开了会议、结合学习外国的经验，从指导思想、领导、体制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故事片电影的生产由1951年年产10多部逐渐增加到1957年年产40多部。1957年文化部举办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优秀影片评奖，奖励了1949～1955年摄制的69部优秀影片和396位电影工作者。这些优秀影片获得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其中有故事片《六号门》、《龙须沟》、《南征北战》、《草原上的人们》、《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鸡毛信》、《祖国的花朵》、《平原游击队》、《董存瑞》、《哈森与加米拉》、《南岛风云》、《宋景诗》、《虎穴追踪》、《扑不灭的火焰》、《上甘岭》、《祝福》、《为了和平》、《母亲》、《李时珍》、《家》、《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铁道游击队》、《边寨烽火》、《羊城暗哨》、《洞箫横吹》、《海魂》、《女篮五号》、《柳堡的故事》、《五更寒》等以及美术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神笔》、《骄傲的将军》等。这些具有民族风格和特色的美术片曾先后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受到国内外欢迎并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科教片有《防治水稻害虫──三化螟》、《水土保持》、《淡水养鱼》、《培育壮秧》、《桂林山水》和《杉木》等。

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对一些影片和艺术家也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58年又批判了一批较好的或只是有一些缺点的影片，又一次严重地干扰了创作。另一方面，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对电影发展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提出了各种超过实际可能的要求，如要各省都建立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许多报道性宣传大跃进中某些“新事物”的影片，实际上这些“新事物”有很多是虚假的，这类影片助长了“浮夸风”。

不久，中央逐步纠正了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周恩来对电影界也提出要注意影片质量的要求，并建议在1959年国庆10周年时提供10部优秀影片作为献礼。这一切，激发了全体电影工作者的热情，结果在1959年完成故事片82部。由周恩来、等参加共同选出故事片18部，另外选出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11部，在全国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新片展览月。当时，周恩来曾赞扬中国电影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中“一朵开得最灿烂的鲜花”。在展览月上映的优秀影片有：故事片《林则徐》、《聂耳》、《万水千山》、《永不消逝的电波》、《青春之歌》、《战火中的青春》、《林家铺子》、《老兵新传》、《五朵金花》、《冰上姐妹》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新闻纪录片《和平万岁》，科教片《桂林山水》，美术片《神笔》等。

1959年是中国电影事业的一个繁荣时期，这一年生产的影片题材风格多样，既有时代感，又富于民族特色；既反映了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民族气概和斗争精神，又反映了勤劳勇敢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创造了众多的不同革命历史时期的人物形像，真实感人，栩栩如生，影片在思想与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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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在反右倾运动中，电影界又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不尊重艺术规律、电影特性。加以三年自然灾害，胶片、器材等严重短缺，整个中国处于极端的经济困难时期，电影生产又逐步下降。

1961年，文化部和中央宣传部分别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重申了坚决贯彻双百方针，改善和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纠正了几年来在指导思想上“左”的干扰，周恩来在文化部召开的会议上讲了话，严厉批判了违背艺术规律、对文艺创作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干预的“左”的思潮，号召文艺界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改善领导，按艺术规律办事，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他明确指出，“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教育寓于娱乐之中”。为了贯彻这个讲话的精神，文化部与中国文学与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制定了改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的一些管理条例。这些条例指导中国60年代初期的电影走入正轨，到建国15周年，形成了建国来第二个电影创作，生产了许多优秀的影片。这些影片包括：《甲午风云》、《李双双》、《燎原》、《槐树庄》、《革命家庭》、《红旗谱》、《舞台姐妹》、《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农奴》、《白求恩大夫》、《早春二月》、《阿诗玛》、《刘三姐》、《达吉和她的父亲》、《天山的红花》、《红日》、《东进序曲》、《洪湖赤卫队》、《冰山上的来客》、《怒潮》、《野火春风斗古城》、《独立大队》、《兵临城下》以及一批戏曲艺术片如《杨门女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红楼梦》、《野猪林》、《关汉卿》和《花为媒》等。此外，优秀的美术片《大闹天宫》（上集）、《小蝌蚪找妈妈》等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与此同时，电影的放映发行事业经过调整，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1965年的20363个，其中农村放映队有9835个，电影观众人次从1949年的4700多万发展到196到1965年为止，中国发行放映公司共发行1213部长短影片。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也已具备相当规模，可以生产洗印、录音、摄影、放映机等各种设备、器材，并基本达到了自给。同时，还建成了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的洗印厂，并协助化工部、轻工部建设了胶片厂。在其他方面，逐步建立了电影专业的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出版社、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中国电影资料馆，培养出一批批电影创作、理论研究与科学技术人材。

中国电影事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已形成全面发展的规模，并展现出一个繁荣的前景。

但在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许多影片被宣布为毒草，禁止上映，许多电影艺术家、技术家、事业家受到残酷迫害。电影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成了一片荒芜的沙漠。

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中国电影事业获得解放。1979年10月在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在祝辞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他在祝辞中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提出的“文艺服从政治、文艺从属政治”的偏颇提法，并重申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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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1978年，电影生产开始复苏，两年生产了56部影片，但优秀影片较少。1979年，生产了50余部故事片，其中受到群众欢迎的优秀影片有:《保密局的枪声》、《吉鸿昌》、《报童》、《赣水苍茫》、《曙光》、《拔哥的故事》、《北斗》、《从奴隶到将军》、《小花》、《啊，摇篮》、《归心似箭》、《二泉映月》、《傲蕾-一兰》等；一批揭露“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的影片特别引人注目，如《十月的风云》、《苦难的心》、《婚礼》、《泪痕》、《苦恼人的笑》、《春雨潇潇》、《元帅之死》、《生活的颤音》、《樱》等出现了一些生动反映现实生活和青年题材的影片，如《小字辈》、《甜蜜的事业》、《瞧这一家子》、《神圣的使命》等。这批影片题材、风格多有突破，给沉寂多年的中国影坛带来勃勃生机。1979年中国电影观众高达279亿人次之多，创中国电影观众最高纪录。

到1984年，故事片年产量达140部，1980～1984年平均产量达120部左右，每年观众人次平均在250亿左右，平均每天观众7千万次（不包括电视播放影片的观众）。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电影已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979～1988年，中国电影在故事片的创作生产上有以下3个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