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莎士比亚写于十六世纪早期的两个喜剧《辛白林》、《善始善终》,那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来自《十日谈》。法国莫里哀根据《十日谈》的第七天故事第四写成喜剧《乔抬·唐丹》(即《受气丈夫》1668)。德国启蒙时期的莱辛,把《十日谈》中的“三个戒指”的故事接过来,写成诗剧《智者纳旦》(1779),反对宗教歧视和民族仇恨,宣扬信仰自由。此外,象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维加所写的两个喜剧。法国的寓言诗人拉封丹所写的《故事诗》,以及英国的诗人锡德尼,德莱顿,济慈,丁尼生,美国的诗人朗费罗等都曾经从《十日谈》里取得了他们的作品的题材。
当然,历史上的反动派对于这部巨著却是十分憎恨。1497年,在天主教会发动的一次宗教狂热中,不少珍贵的《十日谈》版本,和其他文学艺术作品,都作为“诲淫诲盗”的东西,被扔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付之一炬(《十日谈》的最早版本流传下来的因之非常稀少)。1573年,佛罗伦萨出版了一种教皇钦定的《十日谈》删节本(giunti版),把里面干坏事的僧侣全都改为俗人。1582年法国出版了萨维亚蒂(salviati)译本,对于原著也是这样煞费苦心地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工作。“院长的苦修”(第一天故事第四)中的小修士和他的院长变成了小伙子和他的尊长,本来是修道院,变成了一座伺奉邪神的庙字。发生在女修道院中的“哑巴的故事”(第三天故事第一)给搬到了妻妾聚居的东方后宫。“小修女的故事”(第九天故事第二)的地点也同样地搬动了。“天使出丑”(第四天故事第二)中出丑的并不是神父,而是一在俗的人。如此等等,都说明了历史上的反动派及思想保守的人对于这部巨著的害怕。
卜伽丘原来安葬于他的故乡切塔尔多的教堂的坟地里,可是后来他的坟墓竟披天主教会挖掘掉,墓碑也被扔掉,他们并没有因为卜伽丘晚年的忏悔,屈服于宗教势力而宽恕了他1818年,英国诗人拜伦游历意大利,凭吊古迹时,愤怒地提到:
甚至他的坟墓也横遭挖掘,
听凭疯狗般的狂人的凌辱,
他竟不能和普通死者为伍。
不用说,在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那十年里,《十日谈》也成了专政对象,翻译这部巨著成为一大罪状。现在,社会主义的春天来到了,思想开始解放,禁区正在打破——只有在大好形势的今天,我们才有可能以无产阶级继承前人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的气度,对于《十日谈》这部古典名著进行探讨,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给予一个科学的总结。方平
198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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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 作者:卜伽丘 ------------序 故事第一 恰泼莱托在临终时编造了一篇忏悔,把神父骗得深信不疑,虽然他生前无恶不作,死后却给人当做圣徒,被尊为“圣恰泼莱托”。 故事第二 一个叫做亚伯拉罕的犹太人,听了好友扬诺的话,来到罗马,目睹教会的腐败生活,他回到巴黎之后,却改奉了天主教。 故事第三 犹太人麦启士德讲了一个三只戒指的故事,因而凭着机智,逃出了苏丹想要陷害他的圈套。 故事第四 一个小修士犯了戒律,理应受到重罚;他却使用巧计,证明院长也犯了这个过失,因之逃过了责罚。 故事第五 蒙费拉特侯爵夫人用母鸡做酒菜,再配上几句俏皮话,打消了法兰西国王对她所起的邪念。 故事第六 一个正直的人用一句尖刻得体的话,把修士的虚伪嘲笑得体无完肤。 故事第七 贝加密诺讲述一个“泼里马索和克伦尼院长”的故事,借题讽刺了一个贵族的近来的吝啬作风。 故事第八 行吟诗人波西厄尔用一句锋利的话,讥刺了一个守财奴的性格,促使他悔悟过来。 故事第九 塞浦路斯岛的国王昏庸无能,受了一位太太的讽刺,从此变得英明有为。 故事第十 亚尔培多大爷单恋着一个俏丽的寡妇,寡妇想取笑他,结果反而被他用婉转的言辞取笑了一番,使她感到惭愧。 ------------序
《十日谈》的第一天由此开始。作者首先对十个男女集合的缘由作了说明。以下便是他们在潘比妮亚领导下,各自随意所说的故事。
温雅的女士们,我深知你们天生都是富于同情心的,读着这本书,免不了要认为故事的开端是太悲惨愁苦了,叫人们不禁惨然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那一场可怕的瘟疫,这对于身历其境、或是耳闻其事的人,都是一件很不好受的事。不过请别以为读着这本书,又要害你们叹息、掉泪,就此吓得不敢再往下读了。本书的开端虽然凄凉,却好比一座险峻的高山,挡着一片美丽的平原,翻过前面的高山,就来到那赏心悦目的境界;攀援的艰苦将换来了加倍的欢乐。乐极固然生悲,悲苦到了尽头,也会涌起了意想不到的快乐。
所以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凄凉——我说是暂时的,因为也不过占了寥寥几页篇幅罢了;接着而来的就是一片欢乐,象方才预告的那样——要不是这么声明在先,只怕你们猜想不到苦尽还有甘来呢。说真话,我真不愿意累你们走这条崎岖小道,可是此外又没有旁的路可通,因为不回顾一下悲惨的过去,我没法交代清楚你们将要读到的那许多故事,是在怎样的一种情景下产生的;所以只好在书里写下这样一个开头。
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降于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而且眼看这场瘟疫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去,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一点防止的办法也拿不出来。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种种措施也执行了;此外,虔诚的人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过祈祷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终于出现了,灾难的情况立刻严重起来。
这里的瘟疫,不象东方的瘟疫那样,病人鼻孔里一出鲜血,就必死无疑,却另有一种征兆。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就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以后,病征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不过反正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样,是死亡的预兆。
任你怎样请医服药,这病总是没救的。也许这根本是一种不治之症,也许是由于医师学识浅薄,找不出真正的病源,因而也就拿不出适当的治疗方法来——当时许许多多对于医道一无所知的男女,也居然象受过训练的医师一样,行起医来了。总而言之,凡是得了这种病、侥幸治愈的人,真是极少极少,大多数病人都在出现“疫瘤”的三天以内就送了命;而且多半都没有什么发烧或是其他的症状。
这瘟病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不,情况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近病人,跟病人谈话,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立即会染上了病。
骇人听闻的事还有呢。要不是我,还有许多人眼见目睹,那么,种种事情即使是我从最可靠的人那儿听来的,我也不敢信以为真,别说是把它记录下来了。这一场瘟疫的传染可怕到这么一个程度,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会传染,就连人类以外的牲畜,只要一接触到病人、或是死者的什么东西,就染上了病,过不了多少时候,就死了,这种情形也是屡见不鲜。有一天,我亲眼看到有这么一回事:大路上扔着一堆破烂的衣服,分明是一个染病而死的穷人的遗物,这时候来了两头猪,大家知道,猪总是喜欢用鼻子去拱东西的,也是合该它们倒楣,用鼻子把那衣服翻了过来,咬在嘴里,乱嚼乱挥一阵,隔不了一会,这两头猪就不住地打起滚来,再过了一会儿,就象吃了毒药似的,倒在那堆衣服上死了。
活着的人们,每天看到这一类或大或小的惨事,心里就充满着恐怖和种种怪念头;到后来,几乎无论哪一个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凡是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一概避不接触,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有些人以为唯有清心寡欲,过着有节制的生活,才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于是他们各自结了几个伴儿,拣些没有病人的洁净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绝起来。他们吃着最精致的食品,喝着最美的酒,但总是尽力节制,绝不肯有一点儿过量。对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们完全不闻不问,只是借音乐和其他的玩意儿来消磨时光。
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为唯有纵情欢乐、纵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他们当真照着他们所说的话实行起来,往往日以继夜地,尽情纵饮,从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一时兴来,任意闯进人家住宅,为所欲为。
英国莎士比亚写于十六世纪早期的两个喜剧《辛白林》、《善始善终》,那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来自《十日谈》。法国莫里哀根据《十日谈》的第七天故事第四写成喜剧《乔抬·唐丹》(即《受气丈夫》1668)。德国启蒙时期的莱辛,把《十日谈》中的“三个戒指”的故事接过来,写成诗剧《智者纳旦》(1779),反对宗教歧视和民族仇恨,宣扬信仰自由。此外,象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维加所写的两个喜剧。法国的寓言诗人拉封丹所写的《故事诗》,以及英国的诗人锡德尼,德莱顿,济慈,丁尼生,美国的诗人朗费罗等都曾经从《十日谈》里取得了他们的作品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