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

袁崇焕却胆敢进行议和。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说“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对，虽有千万人反对，我还是干了”那种浩然之气。诸葛亮出师北伐，天下皆称其忠。岳飞苦战抗敌，天下皆知其勇。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虽然，那也是很难真正比较的，然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诸葛亮和岳飞却幸而不必经受。袁崇焕有一句诗：“心苦后人知”。当真是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当时的谅解，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想到他的耿耿之怀，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深刻的凄怆意。

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朝政越来越腐败，在魏忠贤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关外酷寒的天气，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感到很难抵受。在这期间，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人要回故乡去了，临别时问他：你留在这里继续担当艰危呢，还是回乡以求平安？他写了一首诗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内心你还不明白吗？又何必问安危去留？我在这里奋不顾身，本来不是为了富贵。故乡的亲友们如果问起，请你转告：边界还没有平靖，我只有感到惭愧，当然要继续干下去。袁崇焕是三兄弟中的老二。大哥崇灿当他在关外时在故乡逝世。三弟崇煜随着他在军中办事，后来也告辞回乡。袁崇焕从宁远送他到山海关而分手，写了两首诗给他，说：边疆需要人守御，升平还没有得到，我早已决心报国，安危去留的问题不必提了。

1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abahai，法国学者格奥赛（renégroset）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一书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变”一章，其中说：“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结合起来。”

2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于是诸臣入奏曰：盗贼若不按律严惩，恐不能止息。上恻然，谕曰：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缉获者，鞭而释之可也。遂下令，是岁谳狱，姑从宽典。仍大发帑金，散赈饥民。”他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与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贼、杀贼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3何柄棣：the dder of suess ierial cha, asects of social obility,

1368-1911一书中，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

4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中，根据朝鲜《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的资料，认为一六二一年时，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再加上妇女老少，“全人数当在四、五十万左右。”

5《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荆”《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东华录》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谋倡逃”。《明清史料》乙编载，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一，袁崇焕塘报：“一日之内，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

6“七大恨”：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

7“观其向背离合之意，以定征讨抚定之计。”见《两朝从信录》。

8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史书上称为“后金”，以与宋朝时的“金”有所分别。到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才改为“大清”。所以本文中的满清，其实都应称“金”。“

满洲”的名称，也要到改了“大清”的国号之后才出现，以前称“建州”或“女真”。多数学者认为，“满洲”是文殊菩萨的“文殊、曼殊”的音转。为了便于读者，本文中不将“金、清”“建洲、满洲”等称呼根据历史年代而作分别。

9《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十二年正月，宋金和议达成，高宗赵构向金国上表称臣，表中说：“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六月，皇太极致书大同守将求和，信中说：“和事既成，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皇太极来信的开头是（根据原信）：“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后来乾隆时修订《太宗实录》觉得语气太卑，才改为《皇帝致书袁巡抚》，但当时皇太极未称帝，决不可能有“皇帝”的称呼。）袁崇焕书信的开头是：“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欲恭顺天朝，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后来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那时袁崇焕已死），曾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

然而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此一时，天时人心，各有不同。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何不能因时制宜乎？”其实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金的子孙，他为了求和，连祖宗也不认了。他后来在写给崇祯的奏章中说：“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

”所谓“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就是与金人议和。《孟子·公孙丑》：“昔者曾子谓子襄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袁崇焕《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袁崇焕《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我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