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宜身为三司使，自然也很了解官营酒坊的数量，也知道户部每年发放的酒类榷权有多少。

所以常平新法以来，官营酒坊增多，其他各路也随之纷纷上报增加了正店数量，陶宜就已经猜到了户部的手段。

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诱民而争利。

他也曾亲眼看到过，那些前脚刚领了钱粮出来的农民，后脚就禁不住隔壁美人和美酒的诱惑，转头就扎进酒坊里快活去了。

如此一来，等朝廷到期再回收钱贷的时候，这些人又会因为根本没有用到实处，以至于毫无收成，完全没有办法偿还，更别说增加税收。

可三司的政绩却看着不错。

“常平新法的春夏二贷是强策，就算是本不需要借贷的乡村富户也要缴纳息钱。”陶宜说道，“许多人不愿意，就会想方设法地弥补自己这份损失，于是就造成了各路酒店与曲院的矛盾，也即是提举常平司与这些上户的矛盾。”

而这次河东路的常平贪墨案正是由此而起。

首先，是曲院开始缩减酒曲对外酿贩的数量，导致地方出现了有店无曲的情况，这显然是司农寺和户部在博弈，双方也没少为此互相攻讦。

酒少了，那些开店的人便不满。

常平贷没有少，那些为了弥补损失而去开酒店的人就更不满。

接着，就是河东路的提举常平官李鼎文竟然为了弥补下户无法偿还钱贷的亏空，采用了克扣上户钱贷的方式。也即是说这些人实际拿到手里的并不够数，但还息偿本时却要以名义上的数额为准。

而这样的手段通过底下人实施的时候，也根本不可能做到只针对某一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