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以细腻的心理描写手法，写出了维杉这种无处不在的“窘”：——他不痛快极了，挺起腰来健步到旁边小路上，表示不耐烦。不耐烦的脸本来与他最相宜的，他一失掉了“不耐烦”的神情，他便好像丢掉了好朋友，心里便不自在，懂得吧？他绕到后边，隔岸看一看白塔，它是自在得很，永远带些不耐烦的脸站着——还是坐着？——它不懂得什么年轻，老，这一些无聊的日月，它只是站着不动，脚底下自有湖水，亭榭松柏，杨柳，人，——老的小的——忙着他们更换的纠纷！

“要活着就别想”，维杉不得不这样安慰自己。维杉觉得自己同这全部世界中间隔了一道深深的沟。“桥是搭得过去的，不过深沟仍是深沟，你搭多少桥，沟是仍然不会消灭的。”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作为知识分子的维杉，只不过是比别人更早地体味到了这一点：维杉心里说：“对了，出去，出去，将来，将来，年轻！荒唐的年轻！他们只想出去飞！飞！叫你怎不觉得自己落伍，老，无聊，无聊！”他说不出的难过，说老，他还没有老，但是年轻？！他看着烟卷没有话说。芝看着他不说话也不敢再开口。

最后写到少朗的女儿芝请维杉写一封介绍信给她去美国的同学，少朗问：“你还在和碧谛通信吗？还有雷茵娜？”‘’很少……“维杉又觉得窘到极点了。仿佛连过去的那一点有色彩的生活，也被这道无形的沟隔开了，甚至没有回眸生活的权力。

生活状态的窘迫，是心理状态窘迫的投射。这篇小说的主题，其深刻之处在于她写出了整整一代人的生存尴尬，这里面有社会的、历史的、道德的、观念的因素，但最本质的还是那道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鸿沟。

这篇小说，发表于《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九期。

《九十九度中》是林徽因的一部重要作品，在叶公超主编的《学文》杂志创刊号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同代作家的注意。

这篇小说充满了寓意和象征。李健吾先生早在1935年就慧眼独具，给予林徽因的小说《九十九度中》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件作品或者因为材料，或者因为技巧，或者兼而有之，必须有以自立。一个基本的起点，便是作者对于人生看法的不同。由于看法的不同，一件作品可以极其富有传统性，也可以极其富有现代性。”‘’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有现代性；唯其这里包含着一个个别的特殊的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式式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有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一个女性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场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水波一样轻轻地滑开。“

诚如李健吾先生所说，《九十九度中》以一幅全景式的京都平民生活风俗画，多角度呈现了市民阶层一个生活的横断面。

通篇小说处处洋溢着一个“热”字，有钱的人热热闹闹地祝寿，热热闹闹地过生日，热热闹闹地娶媳妇。另一面，生活在下层社会里的挑夫、洋车夫忙忙碌碌地为生活奔波，一切都是混乱的、无序的，仿佛这世界就是一只热气腾腾的开水锅，所有的面孔都在这生活的蒸汽里迷离着。

这家在忙着祝寿：喜棚底下圆桌面就有七八张，方凳更是成叠地堆在一边；几个夫役持着鸡毛帚，忙了半早上才排好五桌。小孩子又多，什么孙少爷，侄孙少爷，姑太太们带来的那几位都够淘气的。李贵这边排好几张，那边小爷们又扯走了排火车玩。天热得利害，苍蝇是免不了多，点心干果都不敢先往桌子上摆。冰化得也快，篓子底下冰水化了满地！汽水瓶子挤满了厢房的廊上，五少奶看见了只嚷不行，全要冰起来。

那一户在忙着娶亲：喜燕堂门口挂着彩，几个乐队里人穿着红色制服，坐在门口喝茶——他们把大铜鼓撩在一旁，铜喇叭夹在两膝中间。杨三知道这又是哪一家办喜事。反正一礼拜短不了有两天好日子，就在这喜燕堂，哪一个礼拜没有一辆花马车，里面搀出花溜溜的新娘？今天的花车还停在一旁……

这沸沸扬扬的闹热，确已达到了九十九度，人生就像一台戏，总是由锣鼓声伴着开场的。然而：此刻那三个粗蠢的挑夫蹲在外院槐树荫下，用黯黑的毛巾擦他们的脑袋，等候着他们这满身淋汗的代价。一个探首到里院，偷偷看院内华丽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