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思成就只能在卧病于床的夫人指点下自行担当大部分煮饭烧菜的家务事。

其次是性格问题。老太太（林徽因的母亲）有她自己的生活习惯，抱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京；思成喜欢吃辣的，而徽因喜欢吃酸的，等等。第三是亲友问题。我刚到梁家就看到已有一位来自叙州府的空军军官，他是徽因弟弟的朋友（徽因的弟弟也是飞行员，被日军击落）。在我离开前，梁思庄（梁思成的妹妹）从北京燕京大学，经上海、汉口、湖南、桂林，中途穿越日军防线，抵达这里，她已有五年没有见到亲人了。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作客期间，她还是显得生气勃勃，像以前一样，凡事都由她来管，别人还没有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都吃得很慢；餐后我们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五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八时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

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

如果我的朋友们打破这种观念，为了改善生活而用业余时间去做木工、泥水匠或铅管工，他们就会搞乱社会秩序，很快会丧失社会地位，即使不被人辱骂，也会成为人们非议的对象。

费正清因感冒在床上休息的时候，林徽因便拿了她在李庄写的诗给他与陶孟和读。

让他们惊奇的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林徽因居然还洋溢着诗情。

费正清退烧以后，林徽因、梁思成陪他们去外边散步，费正清对这川南小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林徽因说：“中国南方的民居，最充分的体现了中国的人文精神，我有个设想，等身体好起来的时候，要对江南民居作一番详细地考察。”

费正清说：“林，我已经明白了，你的事业在中国，你的根也在中国。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能移栽的植物。”

在参观傅斯年位于僻静寺院的图书馆之后，费正清还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了来自美国南达科他州斯宾克县的传教士詹森博士，尔后与陶孟和重登小火轮返回重庆。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贫病交加的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欣喜若狂，8年的离乱终于结束了，好像陷进古井里的人，一下子看到了阳光。可是梁思成当时不在李庄，在重庆正与两位年轻的作家在美国大使馆食堂共进晚餐。

林徽因庆祝的方式是极其特别的，她拖着病骨支离的身体，坐轿子到茶馆去，这是她四年来第一次离开她的居室，以茶代酒，庆祝抗战的胜利。梁思成兴致勃勃地回到李庄镇后，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买了肉和酒，还请了莫宗江一起相庆。林徽因也开了不喝酒的戒，很痛快地饮了几杯。

乘着酒兴，梁思成大声教宝宝和小弟朗诵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