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林徽因又饮泣起来。

萧乾说：“这就是战争，我坐着汽车，沿‘希特勒公路’开往前线，一路上全是载着白色符号的难民，还有一车车断臂残腿的战俘，遍地是弹坑，遍地淌着鲜血，有好多村镇被夷为平地，大地躺着无数骡马的尸体，还有被击毁的坦克，满地是被射穿的钢盔。

当时我想，这就是战争。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德国人，我们的汽车停下来的时候，孩子们围上来看热闹，青年人则立即走开，投过仇视的目光，在一些老年人的脸上，看到的都是傲慢的样子，我想这也是战争。德军投降后，我到美国报道联合国会议，在人行道上走着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老太太，她看着我胸前的联合国徽章，突然一把抱住我，在我的脸上亲了又亲，老泪纵横地说，这下可好啦，我的乔治快回来了，我的小杰夫也不用去当兵了。当时我想，这就是战争。“

半晌，谁也没有说话。

他们整整长谈了一天。林徽因也讲了他们一家在云南、四川的离乱生活。他们各自满怀着希望盼到抗战的胜利，但中国的现状又让人感到深深的忧虑。

他们谁也无法安慰谁，他们思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

在白色的世界里

只有辗转病榻的人，才感到春天的萧瑟。这种萧瑟不同于秋天的风扫落叶。那些从灰黯中渐渐明亮起来的颜色，仿佛每朵花、每片叶子都预言着什么。

林徽因这几天病得又不能下床了。65岁的老母本来身体就不太好，还得挣扎着为徽因的一双儿女烧饭做菜，给徽因煎药。林徽因觉得，每一天都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宝宝为她在书桌上插了一束含苞的杏花，她几乎是从始至终看了它的开放和残落的全过程。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她才觉得时光的短暂和冷酷。她把凋零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收集到一只玻璃瓶里，那些日子的碎屑，残留着微弱的香气，它们从枝梢落到桌面上，就褪尽了所有的颜色。

大表姐王孟瑜从上海来探望她了。

这次见面，大表姐苍老多了，林徽因几乎认不出她。林徽因记忆中的大表姐，似乎应该永远是那个扎着一条长辫子的姑娘。

林徽因的童年是在上海爷爷家与大表姐一起度过的。大表姐长她八岁，胖胖的脸上，嵌着一双明亮的眸子。爷爷去世后，她与大表姐就分开了，随母亲迁到北京，张勋复辟时，又搬到天津英租界红道路。那年，二娘程桂林患肋膜炎，在京治病，父亲也忙于公务，顾不上照看天津的家，便请大姑姑来料理家中琐事，大表姐也一同来了。表姐到后，家庭教师陈先生的讲课也开始了，当陈先生给林徽因讲唐诗的时候，大表姐有时也过来听。

林徽因最后一次见大表姐，是在1934年他们去浙南宣平考察，回来时路过上海，匆匆会了一面。

大表姐也几乎认不出林徽因来了。她接到信后，知道徽因已病得很重，焦灼不安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大表姐在北平住了半个月，更多时两人对望着，没有什么话语。但是，又仿佛把许多年要说的话说完了。大表姐依然是那么纯朴，总是默默地帮助母亲做些家务，为徽因减轻些负担。一直到大表姐离开的时候，徽因心里有许多话想说，但始终没说出来。那天早晨，徽因无力走下病榻，只是隔窗望着大表姐离去的背影，大表姐没有回头，林徽因知道，那是怕她看到那双流泪的眼睛。

那天晚上，林徽因怎么也睡不着觉，她随手拿了一张纸，把给大表姐想说的而没说的话、把无限的凄凉全部倾注到稿纸上：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好像客人去后杯里留下的茶；说的时候，同喝的机会，都已错过，主客黯然，可不必再去惋惜它。

如果有点感伤，你把脸掉向窗外，落日将尽时，西天上，总还留有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