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了靖康五年的秋天,这种变化则在一场关系到王朝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开始散发出它异样的光采。
长安战后,不仅军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就是很多士族儒生,普通百姓,也开始雄纠纠气昂昂的佩带起刀剑,练习骑射,而挥刀舞枪,流血流汗,也不再是一件丢脸和有辱斯文的事。
大丈夫当提三尺剑,平定天下,而不是做一个寻章摘句地书虫,在与壮烈与绚烂相比时,一切所谓的圣人语教都显的陈腐而讨厌,不再令人信服。
这是一个民族在被压迫到谷底时,由干它内在的传承和领导者的刻意激发,所反弹出来的巨大力量,这样一股力量,足以粉碎当世时任何的挑衅者!自然,这只是在长安之后,而在与来犯敌人进行了一次不是战斗的小规模接触后,任何一个有着不那么丰富军事经验的人,都不敢对长安是否能够固守有着不可动摇地信心。
长安城内,有殿前司八千名精锐禁军,六千名刚刚转为工程部队的厢军部队,一千二百零八十四人的灭火兵,这是宋朝的特殊设制,因为城市多火而特设,只然是军队编制,其实它主要的任务只是扑灭城市大火,并不负责做战。除了上述军队外,还有不到一千人的衙役、邮传、卫生检疫,粮草看守等杂役部队。
所有成建制的军事力量相加,不过是不一万八千人的实力,其中有一多半还只是辅助部队,真正可以一战的,就是那九千人的殿前司的禁军。宋朝的长安城,自然比周围十几里的唐代长安城小了许多,但是这样的军队展开在城头,仍然显的稀稀拉拉,连自己人的信心,都显然能感觉到这样的兵力铺排很成问题,在很多地段都无法兼顾。
况且,在守城的同时,需要留下相当人数的预备队,准备随时支援吃紧的地段。这样的安排必不可免,而又使得城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在这样的守城力量对面,是不需要太大后勤保障的蛮族骑兵,他们由着辽东起家,一路横扫到江南,都是采取着以敌制敌的战略,因地制宜,在宋人和辽人的地界,靠着掠夺来满足军需。对这样的军队,采取断敌粮道或是坚守以待对方粮绝自退的战术,显然是完全的不可能。
对方士气高涨,战术射术娴熟老练,每个人都是久经沙战的嗜血战士。他们吃苦耐饥,沉默少言,是每一个统帅眼中最可爱的士兵,只要军令下达,则必定不死不休,绝没有畏惧和害怕的情绪。
没有虚弱,没有恐惧,也没有怜悯。他们是人,也是野兽。
在面对这样一支在战术战略都先行一步抢得先机,甚至在人数上也超过守军两倍的敌人,长安驻防宋军,则唯有因赵桓表现而鼓动起来的高昂战意和不死不退的决心,除此之外,就只是在弓箭强度射程上的领先,和一道并不坚固和特别高大的城墙。
在目睹了韩常的举动之后,赵桓并没有怪罪前线将士。他们原本就不是为了战斗而准备的部队,让所有的士兵都和精锐部队一样的善战,那只是疯子的痴人说梦。造成辅助部队也要上城与敌交战的局面,显然是最高统帅和高级将领们的责任,与那些士兵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