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王鸣远才会向王三益发问，若是换了两个月前，怕是王鸣远早就牢骚满腹，对闵元启充满抱怨，甚至是早就请父亲带着自家兄妹和其余家人，一起离开云梯关出门避祸去了。

王鸣远的变化其实也是极大，他现在已经不穿秀才长衫，甚至连毛笔也不太用，毕竟是在工商司为吏，每天奔忙记录，还是用工坊里出产的炭笔更为方便，不需要濡墨直接就能书写，缺点就是容易折断，但相较于易书写，易携带的优点来说，缺点也可以忽略不计。

在两个月前，王鸣远还是以旁观者的心态，甚至可以说是高高在上的心态在各处奔走，也是因其不得力的原故，叫诸闻这个所城的吏员崭露头角，到其后云梯关蒸蒸日上，更是有击败来犯匪盗，斩首千级和闵元启被朝廷赐封为三品武职的大事。

到闵元启成为游击将军后，王鸣远的心态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原本就以为是一帮穷军户瞎折腾，自己前途还在科举之上的王鸣远，算是彻底醒悟过来。

更大的打击来自京城的陷落，皇上成了大行皇帝，然后就是乱哄哄的闹剧，新皇帝居然是福王，这已经叫正经读书人难以接受，更难接受的就是福王居然是一群军镇拥立，那些跋扈的武将哪里将祖宗成法和文臣们看在眼里？

这种心态其实在很多读书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有影响，弘光的所谓得位不正，缺乏拥立的基础，不光是东林党揪着旧事不放和利益权势斗争，其实在很多普通读书人的心里，福王也确实是缺乏被拥立的热诚，待人们发觉弘光是武将们拥立之后，这种不满的心理便是越发强烈。

这也使弘光朝在短短一年间不仅没有牢固确立统治，反而传出了诸如蛤蟆天子之类的丑闻。

一方面是东林党有意推动，另一方面是弘光帝本身形象不佳，还有的就是读书人因为福王夺嫡等事，加上武将拥立，都是认为弘光帝得位不正。

这就是先天不足，弘光帝即位第二年，不光没坐稳，反而叫左良玉以清君侧名义率军逼向南京，这就是先天不足的坏处。

当然，这其中还是以东林党推波助澜为主。

如果说崇祯年间很多坏事是文官集团一起做的，皇帝是很多错误的直接责任人。

南明的坏事，一半怪武将跋扈不听令，各有算盘，没有丝毫大意，南明四镇太烂，南宋的中兴四将最烂的刘光世和张俊都比刘良佐刘泽清有节操的多。

另一半的责任就落在东林头上，拥立不成就舆论攻击，动摇弘光帝的统治基础，更是借着南来太子案兴风作浪，推动左良玉发动内战。

又在内阁六部发动多次政争，南明一年多时间，在防御和内政上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和用心思的地方，东林和马士英等文官，刘泽清等武将，刘孔昭等勋贵，韩赞周等太监，甚至包括弘光帝本人，心思全是用在修宫室，对北和谈，还有内争之上了。

王鸣远认清事实后，便是不觉得自己秀才身份算什么了不起了。

京师都陷落了，不要说乡试，连会试都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恢复，没有科举，秀才又算什么了不起的功名？

此人毕竟是聪明人，否则也不会从县试，府试，院试三次考试中都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不要以为秀才是好中的，县试几百人中取三十，府试就是各县的精英，院试就是各府精英荟萃，三次考试都要在及格线以上，稍有不慎，文章不过关，身体出现问题，或是墨迹污卷，又或是忘了忌讳缺笔，不要说文章要一等，就算细节稍有不慎，功名也会不翼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