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又如何？

南明小朝廷就不内斗了？

四镇就不跋扈了？

大明到崇祯中后期后，最大的问题不是缺粮缺饷或是打了什么败仗，而是民心不在明了。

大明的统治原本就建立在和士绅的合作基础上，大明以功名利禄吸引士绅阶层效力，待士绅阶层堕落腐朽之后，整个国家的活力和朝廷的统治力就出现了大麻烦和大问题。

待崇祯中期之后，朝廷屡次加饷，征收的粮饷和财赋收入却是一直在下降。

这个原因就很简单，并不是什么商税收不上来，也不是太监得力，文官不得力。

而是整个士绅阶层放弃，或是说抛弃了大明。

多铎南下之快速，之轻松，灭亡南明之快，实在是华夏史上的奇迹。

短短几个月时间，拥兵百万，拥有几乎整个南方地盘的南明土崩瓦解，连弘光皇帝和整个内阁都被一锅端了。

包括跑到杭州的贤王潞王，不仅其身边的大臣无意抵抗，潞王本人也完全失去了信心，宁愿 投降后搏一条生路，也不愿做殊死的抵抗。

从亲藩到官绅，再到普通百姓，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也没有了抵抗的意志。

这种东西，不是闵元启打一场胜仗能挽回的。

或者说，在闵元启真正感觉到有机会时，他就已经有类似的打算和想法了。

顺治元年到二年，这一年多的时间清军无往不利，不管是顺军还是明军都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大量的顺军将领和明军将领都选择投降。

多铎至南京和杭州后，任命了三百多文武官员，多半都是明军降将和降官。

他们替新主子迅速安定地方，征剿不服，同时开始缴纳赋税。

四月二十五日，多铎率领清军攻占扬州，杀南明督师史可法，并制造“扬州十日”。 随后多铎陈兵江北，于五月初九日占领镇江。

五月十六日进入南京。为抚辑明朝遗民，多铎以定国大将军豫王令旨遍谕各处，称清军平定东南，乃是“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并张榜示谕臣民，严禁胡服辫发。

于扬州立史可法祠，表彰史可法的忠节；又拜谒明孝陵，对“明太子”礼遇甚恭。同时，多铎也告诫南明官民，若抗拒不降，扬州屠城便是前车之鉴。五月二十八日，多铎去南京报恩寺上香，引发万人空巷，甚至还有因围观他而被挤死的市民。

平定南京后，多铎遣贝勒尼堪、贝子屯济等率军追击弘光帝于太平，生擒弘光帝。六月初，多铎又遣贝勒博洛等趋杭州，败大学士马士英，降潞王朱常淓。

淮王朱常清亦自绍兴来降。至此，浙东、浙西全部为清军控制。江浙平定，多铎即承制改南京为江南省，并疏请授江宁、安庆巡抚以下官三百七十三人，建立了完善的官僚体系，并以南京为中心，各重镇要道派驻八旗重兵，雄视赣、闽、湘、粤、桂等省，随时准备继续南下，扫荡各地的抗清武装和明朝残余势力，并按清廷要求执行剃发令。

七月，清廷以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固山额真叶臣等往江南代多铎。

十月，多铎率大军及弘光帝、伪太子等战俘凯旋京师，顺治帝亲迎于南苑，行郊劳礼，晋封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并有丰厚赏赐

福建也是望风而降，湖广早期平定也相当顺利。

一切的变化并非是大家突然又对大明忠诚起来，也不是李自成或张献忠的突然死亡，说来也是吊诡，整个崇祯年间这两个流寇首领是怎么都打不死的小强，倒是到了清兵一入关，李自成就突然死在了九宫山，十几年间李自间经常遭遇险境，但都是安然无事，却是在九宫山被一群地方团练给夺了命，实在令人感觉诡异莫名。

而张献忠折腾了十几年，最终却是死于亡命一箭，而脱离战场的大西军主力未损，其后不久放弃四川直奔云贵，后来还成了抗清的主力，也令人感慨不已。

真正的变化来自于剃发令和胡服。

哪怕清军南下之初，还是禁止私自剃发和胡服。

然后下南京下杭州，至此时多尔衮便是认为时机已至，终于开始发布剃发令。

清廷连续多次下发剃发令，同时有不从者军法从事的明谕。

这就是所谓的留发不留头说法的来由。

剃头挑子一头放着剃发工具，另一头悬挂着血淋淋的人头。

这并不是臆想编造，而是在明末清初时一个蛮夷民族对汉民族赤裸裸的侮辱和践踏。

从魏孝文帝主动以胡变汉，再到金人初推剃发又放弃，到蒙元对衣冠发饰不做强制，再到清初之时强迫汉人剃发留辫，华夏文明也是终于走到了最屈辱的这一幕。

清兵攻陷广州时,清颁布剃发易服令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

这样堂而皇之的对华夏衣冠的侮辱，也就是在明末清初之时。

真是令人无比痛恨，也是感觉到无比耻辱！

而清朝一代男子的发式经历了数次演变：顺治以前为金钱鼠尾，顺治初年进入中期，开始流行猪尾，清末演变为半光头。 其实满族女人童年时期也剃发，要到成年婚嫁后才可蓄发。

那种清末才有的、不合事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放在清初就是死罪！

因为清初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

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

后金时期以剃发为归降的标准，男人的大部分头发被剃掉，只留脑后小手指细的一绺，拧成绳索一样下垂，称金钱鼠尾式。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清初时期以剃发为治国之策，自辽东地区广大汉族民众的反抗至清入关后的无数次反剃发起义，成千上万的汉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牺牲。而此时的蓄发部位已悄然无声地逐步由脑后移到了头顶，但仍可称金钱鼠尾式。

清代中叶，经过血腥镇压以后，发式约自嘉庆初年起有所变化。头顶着发的部位虽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足有四或五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的面积，蓄发数量明显增加。胡须亦从只留上唇左右几根变成包括下巴在内的全部。

清代后期，即嘉庆以后男子的发式逐步演变为将顶发四周边缘只剃去寸许，而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绺编成辫子一条垂在脑后。

清代末期，在觉悟了的知识青年和学生掀起的革命斗争中，把剪辫子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从清末开始，到清朝灭亡之时，剪辫子成了全国范围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的革命运动。

在此时此刻，剃发令下就是在头脑后方留下手指细的小一撮，然后如绳索般下垂至脖颈。

这是何等丑陋的发式，对向来信奉身体发肤不可轻动的汉人来说，不光是形式上的丑陋，还有心灵上的彻底的催毁。

清初的几十年的抵抗，于其说是亿万百姓为了大明与异族抗争，倒不如说是为了发饰衣冠。

这是一个文明对另一个文明彻头彻尾的凌辱和践踏。

也正因为抵抗之后的失败，所有人都选择了臣服，中国才有了近三百年的黑暗期。

敢于抵抗的都死去了，哪怕连在文字中隐晦发泄不满的也是被文字狱一个个诛除了。

只剩下皇上万岁，奴才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