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知道后，不但不赞赏子贡，反面批判子贡，孔子说：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原先的律法，所求的是树立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恻隐之心，只要他肯去救赎同胞并带回国，那他就完成一件善举。

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尝和奖励，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赞赏，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条律法是善法。

而你子贡的所作所为，貌似是崇高的品德，但却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指责，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这些人就会放弃救赎落难的鲁国人。

后来的事实确实正如孔子所料，很多落难的鲁国人再也无法返回故土。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孔子的智慧、通达，他能够洞察人心的常理和常情，绝不是腐儒那样的刻板、偏执、极端、不通人情、假道学。”

刘璟点点头，“这个故事说得很好，但又和解决地方势力诉求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很大，就是常识、常理、常情的重要，人有恻隐之心，这是常识，他会同情同胞，而做了善事，国家就应该嘉奖补偿，这就是常理，而不能一味地要求他们追求崇高道德，同样，做善事之人也会心安理德接受补偿，这就是常情，只要州牧记住这个原则，不要就能合理适当地解决各地方势力的要求了。”

“可是怎么样把握住这个度呢？”刘璟又笑着问道。

蒋琬想了想道：“所谓度，其实就是‘不就高’也‘不就低’，打个比方，想子贡那样太高追求道德固然不可取，同样，道德放得太低也不行，假如鲁国的对救人的赏赐过重，一些贪财商人会发现有利可图，为了获得重赏而故意卖人去邻国，这同样使会道德沦丧，所以度的关键就在于‘中庸’，不偏左也不偏右，善于妥协，这才是治国的正确之道。”

蒋琬的一番道理让刘璟十分赞同，处在州牧这个位子上，刘璟对这种利益平衡深有体会，江夏和襄阳的利益之争，世家和官权的利益之争，武将和文官的利益之争，文聘、黄忠这样的本土系和魏延、甘宁这样的外来系的利益之争，将来还有荆州和巴蜀的利益之争等等。

蒋琬的建议无疑是一种思路，‘不就高’也‘不就低’，只要把握住这个中庸原则，他就能处理好各派利益关系，想到这，刘璟向蒋琬拱拱手，诚恳说道：“公琰的建议，刘璟铭记于心！”

就在荆州向上庸郡大举进军之时，司马懿也抵达了成都，他这是第三次来成都，奉刘璟之命向刘璋交涉，明确要求刘璋出兵汉中。

州牧府内堂，刘璋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司马懿的要求来得太突然，使他一时没有准备，他听完司马懿的要求，半晌才道：“既然我答应为荆州北征汉中尽一份力，我当然会说话算话，但我们协议中写得很清楚，应该是明年春天攻打汉中，怎么提前了一年？。”

旁边陪同接见的新任益州别驾黄权也道：“而且说好是春天时双方州牧先见面，下半年荆州才进攻荆南，可一开年荆州便发动了对荆南的战役，那双方州牧见面的计划怎么安排？”

司马懿神情肃然道：“之所以正月初二决定进攻刘备，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公子刘琦的死讯，琦公子是前州牧的长子，是荆南主人，他离奇而死，我们需要给荆州军民一个交代，同时我们不允许刘备趁机窃取荆南，所以我家主公当机立断，发动军事进攻，至于汉中”

说到这，司马懿的语气变得冷漠下来，“关于汉中，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张鲁知道了荆州军的计划，而先发制人，偷袭战略重镇上庸，我家主公希望州牧给一个说法，究竟是谁向张鲁泄露了荆州军的北上计划？当初你们可是向我承诺过，绝不泄露秘密，现在又怎么说？”

司马懿严厉的语气使刘璋有些尴尬，其实他心里明白，一定是吴懿张任等人暗中向张鲁泄露了秘密，才导致张鲁先发制人，可是他又怎么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