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謇听着，却端着茶杯微微垂首做沉默不语状，对袁世凯他的感觉颇为复杂，当初于吴庆恩幕府之中，自己对袁有举荐之恩，又有指点诗文之情，而袁对自己也是执先生礼，后来他升官之后，在信中却称自己为“兄”，以至自己写了封二三千字的长一信骂他忘恩负义，随后两人便二十余年断了往来，直到前两年方才有所联系，对袁世凯，张謇自问自己比他人更为了解，而……微抬眼帘看一眼坐在那的李子诚，这会他神情中带着几分无奈，又带着一些委屈。

在内心里，他并不相信这个年青人怀有逆心，否则他压根没有必要去京城，到了上海，孙文等人为了他的银子不知会许下什么利益来，到那时本就不甘拱手相让的党人，得其银相助，势必会行反叛之举，而他却去了京城，其心可鉴。

但他所作所为无疑引起了袁世凯的猜疑，袁世凯自然会对他有所警惕，若非一来有南方党权制，二来袁世凯总统之位未稳，三来唯恐天下人指责，只怕……

长时思索之后，抬起头张謇看着李子诚，认真的说道。

“子诚，你之祸起于附属地，而你之成亦起于附属，正可谓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还请伯父救我”

连忙站起身李子诚深鞠一躬。

面对李子诚的恭请，张謇只是微微一笑，在沉默片刻后方才开口说道。

“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我之所倡，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而今于南通所行，仅只是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

张謇语重心长的道出自己所思所想。

“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事未有成，而时不可再”

发出一声叹息之后，张謇看着若有所思的李子诚又继续说道。

“我所行所介之地方自治是从经济而非政治入手改造社会，以实业、教育、慈善作为地方自治的三大支柱，着力于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无意于基层政治的控制和改造。即使在人才的培养上，夫也只注重农工商实业人才，夫所创办过各类学校，惟对于法政和军事两种学校自始至终坚持不办。”

他的这句话，倒是让李子诚一愣，在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南通来，同时在心下思索着南通周边各地，张謇所享的威望，在江北南通一带，仿佛以他为元首之国，他方势力未侵犯，其实力可知，而他对于现在中国之政界，表面上虽无何等之关系，然以他在经济上、地方自治上有坚固之基础，不仅大总统及现任内阁，即地方政府亦无如之何也。虽说他持重自下，然在中国政界之潜势力，可谓不薄。

也就是说，张謇在经济和地方自治上的基础奠立了他在政治上的潜势力；而这种政治上的潜势力又反过来支撑了他的地方自治事业。正是以他为核心的精英集团掌握了南通地方事务的实际决策权，才使南通的区域现代化的进行有了切实的权威保障。这种奠立于经济和地方自治基础上的政治权威，与建立于裸的强制性暴力基础上的地方割据判然不同。他所力行的地方自治，其出发点不是要在政治上公开对抗和否定中央集权。他所着重的是地方经济振兴和区域社会的发展，而事实上，张謇也许没有刻意去侵夺对南通地方的政治控制权，却实现了对南通地方的实际控制，地方上的历任通、如、海、泰各县的县长、警察厅长、局长和镇守使之类，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张謇，甚至南通警察厅厅长办案亦常向张謇请示，而且这些官员任免，政府事先也会征求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对南通无控制之名，却有控制之实。

“自前朝起，我国设立最多的是法政类专门学校。而夫颇不以为然。这些法政毕业生其于社会，非徒无益，而又甚害焉。鄙人心痛之是以南通建设师、农、工、商、医各专门学校，而不敢及法政，诚慎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