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晚清时期，革命党人在革命屡屡受挫的绝望情绪下，有一种异样的论调突然广为流传，那就是将那些清廷的实力派官员统统加以暗杀，杀一个少一个，那革命也就离成功不远了。而对于那些思想激进的中下层党人而言，实施政治暗杀似乎又一次成为“打倒袁世凯”的有力武器。

一时间，在夏维夷，这个聚集着数百名革命党人的地方，华文杂志、报纸，无不在鼓吹着“继续革命，暗杀要员”的文章，暗杀是个人主义的革命，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

不过对于孙中山而言，与中下层党人鼓吹暗杀不同，对暗杀，他即不反对，也不支持，不过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并不介意通过暗杀行动，去鼓励人心。而在孙中山在美国四处奔走，向华人演讲筹措军费的过程中，曾经支持革命的华侨，却是出人意料的冷漠，甚至就连同“致公堂”也对其关上了大门。

“李子诚！”

在旧金山的一栋公寓内，正在写着文章揭露袁世凯本质的孙中山却突然停下笔来，他看到文章上写出的这三个字，眉头却是一皱。

无论是孙中山或者袁世凯，对于华侨来说都太过遥远了，但是李子诚和他们的距离却非常近，他同样也是侨民中的一员，甚至直到现在，美国的华侨仍然以其为其骄傲。也正因如此，他们在心理上，本能的倾向于李子诚。

无论如何揭露袁世凯的“面目”，可对于那些华侨而言，他们对于李子诚这个“华侨的骄傲”却是信任非常，不仅仅是因为其在“胶澳事变”中的表现，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过去的两年间，他对华侨的关心。

在美国，有相当数量华侨是靠开洗衣店维持生计。在中国，洗衣服这项工作都是由家中的妇女来完成的，男性一般不洗衣服，也根本没有洗衣店这种生意。也就是说，所谓由华工经营的“中国洗衣房”完全是在美国才有的。中国的男性之所以要从事这种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工作纯属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开洗衣房即不需要太多本钱，也不要求太复杂的技术。只要拼命干活，维持生计应该不成问题。于是，城市里开始到处是“中国洗衣房”的标志。渐渐地，中国人靠着勤学苦干，加之低廉的收费，在这一行里做出了一点点成绩。

开洗衣房是件非常辛苦的事。首先，必须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拼西凑地凑够本钱，或者一些人组织在一起各自出一些钱形成基金，每年把钱贷给其中一个成员。这样，每个成员基本都能排队等到一笔相当的贷款，用来做自己的生意。本钱有了，“中国洗衣房”开张了，接下来就是拼命地工作了。

一般的洗衣房都是前店后家那种。洗衣店老板和合伙人或员工都住在店的后面狭小的房间里。每天一早开工，有人不断出去取客人的脏衣服、床单之类的，另外几个人则从早到晚地洗、熨、烫、上浆。一拨刚洗好下一拨又到了。大多数时候根本不能有休息的时间，午饭基本草草了事，晚饭往往要到了深夜才能吃上。

一整天就这样不停地工作，简直与奴隶无异。由于大多数工作要站着完成，熨斗又非常重，很多洗衣工年纪轻轻都患了腰背疼痛的疾病。此外，由于一天从早到晚居住生活在洗衣店里，洗衣工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很多人在那种小小的店面里，一待就是好几年。

背井离乡，单调枯燥的工作，过度的劳累，活动空间狭小，加上身边妇女的严重缺乏，很多洗衣工就是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挣扎着。支持他们生活下去的信念就是攒下一些钱后衣锦还乡，回到家人身边，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事实是最后能够实现理想衣锦还乡的洗衣工非常之少。

可即便如此，“中国洗衣房”仍然开遍了美国的大城市，在纽约的“中国洗衣房”几乎遍布城市的各条街道，此时在美的华人里开洗衣房或在“中国洗衣房”里打工的中国人加起来占所有华人移民的四分之一还多，正是洗衣房养育着在美国的华侨。

而在两年前，当连云港生产出第一批洗衣机和新式熨斗之后，在未投入市场之前，即通过致公堂向美国华侨提供了数千部洗衣机、烘干机以及轻便的熨斗，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自助式的洗衣机、烘干机亦投入美国的中国洗衣房，上万名华侨因此受益。

可以说，对于华侨而言，他们更愿意相信给他们带来实惠的李子诚，所以当李子诚站在袁世凯的一边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自然不会去相信被揭露的“独裁”面目，更何况，在他看来，现在，中国似乎比过去更好了。

中国打败了日本，国际地位似乎也提高了。这不正是革命的目的吗？既然目的达到了，为什么还要革命？相比于用靠着洗那一件件“六美分”的衣服，累断腰才积攒下的钱去买那时不知何年才能兑现的“革命债券”，他们更愿意购买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券或者淮海银行发行的实业债券，那些债券可是年年结息的，而且相比于“革命的破坏”，那些债券却是用于国家的建设。

正在整个着电报、信件的宋庆龄能够清楚的看到，此时背对着她的孙中山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从去年开始协助大姐担任孙中山的秘，再到去年九月在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之后，她一直勤奋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所有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以及其它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承担起来并完成得十分出色。

尤其是在孙中山流亡美国之后，长年在美国留学的宋庆龄了解美国人，同样也了解这个美国，她一直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这位中国的革命领袖，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她看到孙中山数十年如一日，为革命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不由得心中无限敬佩。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下，她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革命的信心和积极性也大大增强。她与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时，常常感到心中燃烧着一种火热的激情。她曾写信给在美国读的妹妹宋美龄说：

“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做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

她还曾默默地自言自语说：

“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

孙中山在一再失败的痛苦和流亡海外的孤寂生活中，也从宋庆龄的支持鼓舞和帮助照顾中得到了安慰。可以说，在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孙中山一直在宋庆龄那里得到支持和鼓舞，尤其是面对现在的困境，更是如此。

将整理好的电报、信件给孙中山送去时，宋庆龄看着满面尽是烦燥之色的孙先生，便关切的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