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这些教授一同引入的德华的，还有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19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急剧扩张。大学的这种扩张，一是因为科技的发达，一是因为人口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因此研究性大学和本科寄宿学院制大学，成为塑造美国大学发展的两种重要理念。

相比于德国大学，美国大学的优异在于其没有一个系统。因此，人们很难用一两个概念概括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就和经验。在1860年到1910年间，美国的高等教育处于德国的影响之下。一批受德国大学训练和影响的教育家，掀起了建设研究性大学的运动。并且得到了许多财团的资助，硕果甚丰。到1890年代，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院蓬勃发展，本土博士的产量大增。

到了世纪之交。在大学找个教职没有博士学位几乎不可能。1901年，耶鲁宣布把研究成果和在全国的学术声誉作为评定教授的标准。斯坦福大学甚至把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年度报告中公布。到了1910年，大学的目标被定义为创造知识、培养具体领域的高级专家。过去的通才教育，以及那种对心灵、智慧、品格的全面培养，似乎已经变得过时了。

这一发展，引起了教育界许多人士的反对。在他们看来，重视研究的负面结果是本科生教育受到忽视。研究院过分庞大。在大学中已经喧宾夺主。教授一心做研究，把教学看作一个负担，不投入热情。更重要的是，学校规模的扩大，使师生的关系更加疏远，学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导，只是学了一些具体的技艺，有知无德。难以承担领导社会之重任。所以，他们强调：大学的目的，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而更重要的是“教育一个完整的人”。研究性大学正在腐蚀大学传统的人文价值。

而那些美籍教授来到德华之后，并不赞同德国的“不全面教育”，在他们看来，德国大学过分专业化，培养的是专门人才，却不是完整的人。用他们的说法是，德国人作为个体而言，才干出群。只要你看看近代德国培养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就不能不惊叹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但是，德国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表现一再令人失望。

而对于这种“学术”上的冲突，公司从来没有过问，毕竟按照公司创办这所学校的规定，“从移交之日起，公司即不再享有对学校任何权力”，在这场德美教授学术冲突中。最终，双方选择了妥协，毕竟两者都有互补性，也有冲突。在这种互补和冲突中，维持着大学教育的平衡发展。在这种互相影响下，德华大学发生着极为明显变化，先是由系改院，所有本科生被分配在12个学院中。这样每个学院就成了几百个学生同吃、同住、同学的小世界，有利于学生之间的互动。

甚至在美籍教授的力主下，大学本科由三年改为四年，而大学本科的头两年都要在寄宿学院过。而大部分学生，整个四年都在学院中住宿。每个学院有一个住院的院长。另外有若干住院的教授。另外，各学院还安排“学院讨论班”，下午和晚间在学院举行，每班最多18人，写作讨论班则限制在15人以内。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德华大学从过去的“专业理工学院”，转变成为一所以学院为中心的通才教育，让学生在心灵、知识和身体上全面发展的大学，不过虽是如此，但这种转变却不是在一朝一夕中完成的，至少现在的德华，仍然偏重在研究，甚至这同样也是大多数学生课业。

对于德华大学工程学院的学生而言，或许设施齐备的试验室，从来都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地方，尽管大学的人宿舍显得有些简陋，但是对于这些将大多数时间都用于完善设计的学生而言，或许试验室才是最为重要的。

“哒！”

在计时器响起的同时，安卓勤便打开电烤箱，取出烤盘映入眼间的却是一根根极为纤细的黑色条形物，在还未冷却时，他便用放大镜检查着托盘上的笔芯，每一根笔芯的质量看起来都非常不错。

“怎么样，勤勉，笔芯的研制进行的怎么样了？”

就在安卓勤等待着笔芯的自然冷却时，却听到门边传来一个声音，不用听声音，他也知道是谁，是他的好友宋家诚，他和他一样都是工程学院的学生，并不两人并不同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好友，甚至于在所有人都在为毕业设计忙活着的时候。他们两人还是依如继往的追逐着一年前的暑假，他们到陕西“支教”时的那个梦想。

“支教”是德华大学一个特有的社会实践，往往是前往远离铁路沿线的偏远地区充当两个月的“临时老师”，不过是根据个人自愿。绝大多数德华大学的学生，更愿意在教授的试验室或者工厂内从事社会实践，但是他们两个人却选择了只有极少数人选择的“支教”。

也正是在那时，渭南地区那些在公司资建的小学内充当短期老师，才发现，那些渴望学习的小学生从来都不舍得用铅笔写字，原因非常简单。一杆铅笔五块铜板，可又有几个家长愿意每隔几天就花费这笔钱呢？所以，小学生们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木棍在地上练字，只有写作业的时候，才舍得用公司捐赠的铅笔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