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80年代，社会可没有那么多的岗位提供。

全国最多的岗位就是做农民，全国一共10亿人，有六七亿是农民。这是中国的被统治阶级，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来说，他们是国内除了作家以外，唯一需要缴税的职业。

80年代是没有个税的，工人不用缴税，事业人和公务员也不用缴税，他们都有国家发钱，只有农民，不仅要缴税，还要缴重税，工农业剪刀差使得普通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还没有一名工人来的多。若是遇到旱涝灾害，还有更大的经济和生命风险。

简而言之，以农民作为职业，值得尊敬，却不是值得奋斗的目标。以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的历史来看，“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直到2003年，这个用血手印“大包干”的村子，人均年收入亦不过2100元，同期全国城镇职工的年均工资为14000元，北京为24000元。

拿着别人七分之一的收入，要说能过的快乐舒心，实在需要一副太好的身板和心思了。

工人也不算太好的工作，当然，央企的工人是挺不错的，但从50年代起，央企就不是随随便便能进入的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岗位是地方企业提供的，这些工人到了90年代，开始络绎成为下岗大军的主力。

相比之下，早期的个体户的未来似乎更光明，但现状却是最惨的。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单位，就意味着要以个人的力量抵抗体制的挤兑，要熬过未来十年，还想熬出个样子，过的会比驴还辛苦。

除此以外，80年代的中国还长期保持着数千万的待业青年。

将历史从后往前看，自改革开放初期，想要未来过的好的路子很多，想要始终过的好的路子就很少了。

在高三做一年的驴，绝对是普通人做驴时间最短的选择。

姚悦和吕芝都是从高考的千军万马中闯出来的，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反而更有感触。

想想高中时的彷徨和怨怼，再看看充满希望的大学，两种心境，令她们的脚步也不由自主的慢了下来。

“你昨天看杨锐做实验，觉得他和兰老师怎么样？”姚悦在强烈的自信的催使下，忽然问好友。

兰老师是河东大学的讲师，给仓教授打下手，也是实验室里的主持人。新进实验室帮忙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兰老师调教的，由于同为女性，年龄又相差不到十岁，姚悦对她颇有佩服之感。

吕芝不回答，反问：“你究竟是看好杨锐的实验和论文，还是不看好？”

“我也不清楚。”姚悦一扭头，又问：“你呢？”

“我觉得兰老师拿不到外国公司的投资，仓教授也不一定能拿到。”

姚悦步子顿了一下，转瞬道：“不管他的实验和论文好不好，我要做到最好。”

“不光要实验做的好，化妆也要仔细点，你下巴这里没有涂匀。”吕芝突然伸手在姚悦的嫩脸上一通揉。

姚悦好不容易积攒出来的一点气势立刻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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