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杨锐具体读起了论文的时候，却发现了其间的问题。

三篇论文中的两篇，用的数据都是同一次实验。

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有些实验费时费力费钱，成功率也小，好不容易做出来了，肯定想要充分利用。

不过，利用的方式也很多，深入研究并引用前文是最正当的程序，可另一方面，一旦引用了前文，本篇论文的独创性就大打折扣了，遇到严苛或不认真的审稿人，被驳回的几率很高。

比如cr的发明人穆里斯，他的首篇cr论文发表于《自然》，之后的深入研究重做了新的实验，却因为没有说明与《自然》发表的论文的不同，而被《科学》拒绝，最后只能去了《酶学方法》。

为了减少被拒的几率，很多论文作者就不会引用同实验的前文。

这是一个灰色地带，不受待见，但确实存在。

审稿人也不是每篇论文都看过，每篇论文都记得，即使发现了被拒，其实也没有多少麻烦，审稿人又不是学术警察，即使多嘴说上两句，也不会怎么样。

只有少数国家，才会有严格的学术管理，可即使如此，学术这么高端的东西，学者都那么忙，想要真正的严格管理，也是很难做到的。

而且，许多学者也不畏惧惩戒，大不了辞职去私营公司工作好了。便是80年代中国这样的环境，一名水平普通的研究员，或许会在北京混的不好，但只要愿意离开北京，全国尽是可去之处，仍然会有很多的地方企业来招揽的，所以，比起学术不端那软弱无力的惩戒，把握眼前，将职称和名气快速提高变的更划算了。

李鑫显然也走了一条小捷径。

他没有引用自己前面的论文，从而令自己的第二篇论文变成了一篇全新的论文。

杨锐仔细的读了它们，很快明白了为什么。

李鑫的两篇文章，根本是雷同作。

这可比两篇文章用一个实验过分的多。

确定了此点，杨锐才掏出纸笔，默默的计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