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是第一批下海去中关村创业的人了。

或许是因为中关村的创立者是陈春先的缘故，最早在中关村打拼的人，大都来自于中科院。科海公司的创办者陈庆振，京海公司的创办者王洪德，还有联想的创办者柳传志，统统来自中科院。

相比之下，学院路上的大学，在84年的当下，更多的是冷眼旁观中关村的挣扎求存。

在杨锐看来，与其讨论中国的大学与斯坦福的不同，不如说是科学院比大学更穷。

这不仅仅本身的工资少，实际上，就国内目前的体制，中科院和大学的工资水平相差仿佛，重点在于福利的不同。

学校有土地，可以给教师盖房子，学校的规模大，遍之多，可以解决教师子女就业问题，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大，可以与各单位横向联系，互通有无。

相比之下，科学院就穷的可怜了。

京海的王洪德在下海之前，就是在计算机所的安排下，组织建立了知青社，当年赚取利润60万元，将年轻人的工资从20多块提高到了90多块，比他们在所里的父母赚的都要多。这不能证明年轻人的盈利水平，只能证明计算机所的收入微薄。

当然，科学院的严格管制也可能是另一种推动力。

不像是大楸，80年代的中科院管理严格以至于自闭，是彻底的保守派。当总书记把一群科学家请到中南海谈话，这些功勋卓著的科学家面对“科研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的时候，尽皆抵制，坚持认为：国家的急迫问题不是“加强应用”，而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直到国务院威胁将消减经费的时候，科学院的领导才勉强成立了一个专门促成研究成果推广和应用的机构。

从根子上，杨锐是同情科学院的科研人员的，他也赞同科学院领导的回答：经过多年政治动乱，国家的基础理论科学较世界先进水平差得更远了，所谓市场、商品和理论之类的应用之事，根本不应该让科学院来考虑。

毕竟，这些经过多年学习和训练的科研工作者，做的就是基础理论科学，让他们转做应用，这与要求研究物理的学者去做国学一样无稽。

想想霍金怎么把宇宙学应用化，在大街上卖虫洞玩具吗：孩子，你已经拿到了你的虫洞玩具，因为虫洞是小型黑洞，那是看不到的，所以，你看不到你的虫洞玩具。什么？怎么证明虫洞玩具存在？你问了一个好问题，我以前也想证明这一点，后来没有经费了，你看，我再卖5亿个这种玩具，或者再版《时间简史》500次，应该就有资金重新开始实验了，哦，忘了要上税，等我再算算……

从本质上来说，杨锐算不得纯粹的研究者，所以他选择自己赚钱，同时做研究的策略。

然而，不是每名研究者都有这种能力的，至少不是一天两天能锻炼出来的。

如果不是经过了补习班的多年考验，杨锐大概也赚不到多少钱，最多是投资一些稳妥的产品，等着增值。

脑袋里飞快的转了一圈，杨锐对秦强的观感也略有改变，点点头，道：“我们是有几页纸的数据要做，但是需要大型机，还可能需要编写专门的程序，时间要快，你们能行吗？”

一口气提出多个要求，秦强反而松了一口气，认真的想了想，道：“编写程序没问题，我在计算机所的时候就是做这个的，我们一起的也都懂科学数据，时间长短要看东西，我能看一下数据吗？”

“你先看这一页吧，总共四页半的样子。”杨锐从中间抽了一页给秦强。

“这样子……”秦强看了好一会，有点为难的抬起头道：“我得看全部数据才能确定。”

“你估计一个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