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型制药公司同样是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它们都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创始人已去，剩下的职业经理人与股东们都很难找出一家独大者，并不是一名董事或者董事长，就能确凿的决定某件大事的。

杨锐更需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才好搭上顺风车。

诺贝尔奖面前，人人平等，除了瑞典。

“杨锐先生，时间到了。”普利策来到休息室，声音平和的说了一句。

杨锐稳稳的站了起来，笑了一下，问：“来的人多吗？”

“大约有60人左右。”普利策说着解释道：“瑞典是一个人口偏少的国家，很少会像是中国那样，一下子聚集很多人。”

杨锐愣了一下，不由大笑。

普利策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不禁有些尴尬。

杨锐咳嗽一声，道：“60人很令人满意了。”

他是准备给研究员们讲解学术问题，能凑一个班的人，就很不少了。不客气的说，如今在国内举行一次g蛋白偶联受体的学术研讨会，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的学者，估计连30个都没有，说的更坏一点，十五个或许都勉强。

王旗固然是抬头就能看见的，能踩着齐膝的血水的走到王旗之下，却是需要勇气和运气的。

60多人，整整齐齐的坐在了一间教室似的会议室里，每个人都有一张椅子，也是摆的整整齐齐的。

是真的整齐。

杨锐站在讲台上，能够看到这些椅子就像是阅兵式似的，横屏竖齐。

而且，不像是国内的讲座，大家会有意的坐开一些，或者偏向于坐在后面。

瑞典人是从前往后，从左向右的挨个坐的，每张椅子都是紧张的挨在一起的。

椅子是折叠椅，所以没有把手，这让组成了大方块的椅子阵略显拥挤，但是，每个人瑞典人都端端正正的坐着，挺胸抬头，既不让自己的位置与众不同，又尽量不与其他人发生肢体接触。

要不是知道这是自己临时要求的，杨锐真当他们是排练过的。

当然，也可以说他们是排练过的，瑞典人从小就是这样集体式管理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