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尔·兰波羡慕地说道：“我的妈妈是一个乡下的妇女，在夏天总是爱给睡不着的孩子捉虱子，她对我管的很严厉，不知道我跑出去参加巴黎公社，她只以为自己叛逆的儿子离家出走了，我不用告诉她情况，她等不到我，会一直觉得我活在哪个地方。”

弗朗索瓦·维克多说道：“那你的遗嘱……”

阿蒂尔·兰波说道：“我不想妈妈伤心，但是可以让父亲伤心。”他的脸上有一抹不忿和内疚，“把我的信给他吧，让那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为我做最后一次的决定，是否把死亡的消息告诉妈妈。”

弗朗索瓦·维克多说道：“你的父亲居住在哪里？”

阿蒂尔·兰波的眼中有水波，吸了吸鼻子，巴黎公社的食物耗尽了，他饿着肚子，口水泛酸，许多天没有刷牙，都不好意思说话露出牙齿了。他可怜地说道：“我不知道他具体的住址，他是一名军人，在我六岁的时候就走了，也许你得帮我问一问。”

说着话，他写下了自己老家的住址。

对父亲的希望，于战争时期变得前所未有的浓烈，他永远无法忘记自己缺乏父亲的童年，无法忘记自己在狭窄的世界描绘梦想。

“他会为我自豪的，如果没有，他就滚蛋吧！”

此刻，阿蒂尔·兰波问心无愧。

要疯狂就彻底疯狂！战争时期容不下优柔寡断的人！

五月二十七日，报纸发表后，比利时政府驱逐了维克多·雨果。

五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失败。

五月三十日，五十人闯入维克多·雨果在报纸上刊登的房子，扑了一个空，里面没有雨果和家眷。

维克多·雨果带着相伴多年的情人乘船离开了比利时。

船上，维克多·雨果写了感谢信给提醒自己的人，地址是老地方，寄到了英国都柏林的邮局里。维克多·雨果最宠爱的朱丽叶·德鲁埃走到他的身边，不敢打扰他，等到写完了信后询问道：“是哪位老朋友值得你如此放在心上，离开的时候也要写一封信？”

维克多·雨果反问：“你为何不猜是写给儿子的信？”

二十六岁与他在一起的朱丽叶·德鲁埃微笑，依稀可见年轻时候身为女演员的魅力，“我可是给你写了三十九年的书信。”她很肯定地说道，“什么样的表情，写什么样的信，我比许多人都深有体会。”

维克多·雨果揉了揉肩膀，感慨道：“是写给一个读者的信。”

朱丽叶·德鲁埃好奇：“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维克多·雨果说道：“他告诉了我女儿的下落，也提醒了我离开比利时，我十分感谢他，虽然我有一点不自在，就好像有人用一双眼睛安静地看着我，但是我意外的没有排斥。”

朱丽叶·德鲁埃点了点头：“是应该感激他。”

她做主，在信封里放入了法郎，老妇人狡黠一笑。

“口说无凭，您得给点钱。”

这份“沉重”的信寄往了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而维克多·雨果带亲眷去了靠近法国海岸的泽西岛，在那边重振旧业，时刻不忘记为祖国发出声明，支援那些巴黎公社的逃亡者。

口哨声在窗户外出现，同样的时间点，同样的曲调，似乎在无声地呼唤着人来窗口眺望。彼时，麻生秋也正在细看报纸上的租房信息，打算与奥斯卡·王尔德租一套大点的公寓，最少两室一厅一书房。

他把自己沉浸在赚钱和省钱的工作之中，忘记外界的烦恼。

为了减少王尔德做噩梦的次数，他把脖子上的伤口用白色的纱布缠上了，这个时代尚未发明太宰治爱用的绷带。

麻生秋也把口哨声当作了背景音。

直到——

“先生！我上学了！我要告诉您——我重新上学了！”

“我就读都柏林的美以美学院！”

少年在外面不顾他人的诧异，沿着街道大声喊着，目光死死地盯着每一扇窗户，想要看到自己的恩人打开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