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阙只是色目进士出身的淮西宣尉副使，不算什么大根脚，地位自然与淮南行省左丞相太平天差地别，因此太平一句“我还是扬州行枢密院的知院”直接把余阙的使者顶回去。

但是福寿作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地位只比太平稍稍逊色，而且他还是有大根脚的色目人，出身并不比贺惟一这个大根脚的汉人逊色，他派来的使者同样不客气：“贺丞相，国家让您坐镇扬州是为了总兵东南，行台现在危在旦夕，一旦集庆失守，丞相岂能独善其身！”

“太平”与“贺惟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份，“太平”是真正的蒙古大根脚，而“贺惟一”只是一个有根脚的汉人，这也是太平每次任相都会遇到的麻烦。

虽然他的蒙古语比汉语说得还要好，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蒙古教育，甚至还有一个真正的蒙古名字，蒙古贵族任相也一定要同贺惟一搭班子，但他终究有着汉人血脉，总有蒙古贵族与色目蒙族想找出他勾结汉人、南人图谋不轨的证据。

因此太平也不得不透露真正内情：“我知道福寿大夫在集庆路十分困难，但朝廷之所以让我坐镇扬州总兵扬州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恢复海运。”

与明代不同，大元自国初以来都完全依赖海运糟粮，每年都有数百万石粮食从江南运往北方，最多的时候一年要从江南运走三百五十万石粮食，这就是韩宋红巾军起义时“贫瘠江南，富称塞北”口号的来源，但也形成了华北、东北对江南钱粮的极大依赖。

至正十三年方国珍袭击刘家港之后，这条堪称大元生命线的海运线路彻底中断，虽然象贺氏这样的大根脚什么时候都是锦衣玉食，但现在的大都已经到了快饿死人的地步。

很多蒙古贵族不能理解没有海运之前，大都、上都一直是歌舞升平，只要皇帝一开心蒙古平民就能拿到不计其数的金银钱粮，而现在只是回到国初的情况怎么每个万户府、千户府突然快揭不开锅了。

但现在大元在北方遭遇的问题可不仅仅是快揭不开锅那么简单，元朝在北方的统治建立在江南的海量钱粮供应基础上，而江南钱粮断绝之后，北方已经陷入了全面统治危机之中。

朝廷根本没办法解决全面的钱粮危机，即使是察罕、李思齐这样的大元忠臣也一定要把地盘与钱粮掌握在自己手里，朝廷可不管什么饿死人的小事，人要这种国将不国的情况持续下去大元朝注定灭亡。

因此蒙元贵族才会派左丞相太平坐镇扬州企复海运，哪怕每年不能往大都运去三百万石粮食，但只要能解决一两百万石粮食的缺口，那依然是蒙元贵族记忆中的美好光阴。

御史大夫行台派来的行者大失所望：“既然要恢复海运，那肃清江东道的红巾贼便是当务之急，如果不能肃清江东道，海运即使能够恢复也是昙花一现！”

事实上，行台这边完全想不通在集庆路失守的情况下怎么恢复海运，虽然江东道只是提供了一部分海运粮食而已，但是江东道落入红巾之后代表整个东南都陷入战乱，但是太平却给出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海运恢复，关健在于两个人，第一个是方国珍！”

至正十三年的突袭刘家港可以说是古代海战史上的一次典型战例，方国珍用微乎其微的代价烧毁了几千条海船，让元廷不得不停止了持续数十年的海运，因此只要提及恢复海运，方国珍就是一个无法避开的人物。

行台使者不由冷笑一声：“贺丞相，您想说的第二个不会是高邮张士诚吧？你这是要葬送集庆路与整个东南！”

现在他是想明白了，贺惟一就是想牺牲行台与集庆路来招抚张士诚，只要红巾军攻克集庆路，那滁州红巾与高邮张士诚之间的盟友关系必然破裂，那招抚张士诚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但这件事的前提却是牺牲行台与集庆路，现在行台方面总算明白贺惟一到了扬州之后一直按兵不动！

太平丞相断然否认这种没有依据的猜想：“本相虽然糊涂，但也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到张士诚这么一个反贼身上，恢复海运的第二个关健人物是赵君用！”

赵君用？

行台方面没想到贺惟一比想象中还要疯狂一些，如果说招抚张士诚会让行台万劫不复的话，招抚赵君用简直是自取灭亡。

赵君用是什么人？

在韩宋红巾军政权中，赵君用几乎是刘福通、杜遵道一个级别的人物。

当初就是赵君带着八个亡命之徒攻下了徐州城掀起了徐宋红巾军的第二次起事高潮，脱脱丞相亲征徐州只拿到了芝麻李赵君用却跑到了濠州，濠州的郭子兴、孙德崖都是赵君用的下级，只能毕恭毕敬地把赵君用迎进去，而赵君用自然反客为主纵横江淮。

直到现在滁州红巾都只是赵君用集团中的一路人马而已，现在对扬州与淮南行省威胁最大的不是滁州红巾也不是张士诚，而是赵君用集团，而且龙凤政权内部已经准备把淮南行省的建制交给赵君用。

贺惟一现在谈招抚赵君用岂不是与虎谋皮？

行台方面有一百个一万个指责的理由想要说出口，但是贺惟一却是异常明确地给出自己的理由：“与其招抚赵君用，不如让他与朱元璋、柳易好好谈一谈！”

余阙只是色目进士出身的淮西宣尉副使，不算什么大根脚，地位自然与淮南行省左丞相太平天差地别，因此太平一句“我还是扬州行枢密院的知院”直接把余阙的使者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