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一边把手机放包里一边点头。

大婶笑了一下说：“这种话别信，我跟我儿子打电话的时候也经常听他这么说。现在小孩机灵着呢，就想用这种方法引起大人的注意力。”

杨红挺赞成这种说话，她搭腔道：“都是六七岁的孩子，心眼能坏到哪里去呢？”

这样的一个插曲，好像仅仅是为了让杨红在途中不再寂寞。

跟这位大姐告别，在中途下车。来到少年犯蒋东歌所在的那座城市，杨红转悠了几圈就按照资料和地图找到了他之前念得那所高中。

学校还是那所学校，老师也大部分是那些老师，而学生，早就换了一茬又一茬。

找到蒋东歌当年的班主任陈涛，着实花了杨红一番力气。

起初她并没有表明自己的来意和身份，然而等她在办公室里说完“我是《青少年心理与健康》的记者”这句自我介绍后，她敏感的发现整个办公室的老师看她的眼光都不对劲了。

尤其是班主任陈涛的反应尤其的大。她直接站起来指着门，大声的吼道：“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

还没弄清楚情况的杨红就被一名看起来身强体壮的男老师“请”出了办公室。

她透过玻璃窗从外往里看，只看见陈涛低着着趴在桌子上哽咽，一些女老师也跟着抹起了眼泪。

杨红有些不明白，她不过就是做了个自我介绍，为什么事情突然就变成这样了？难道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了调查蒋东歌而来的？但是为了个丧心病狂的少年犯，他们也没必要这样啊。

无奈之下，杨红只能去找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