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船员都被下了封口令，k—244的该次航海被当作不存在，当然，相良宗介的生存也没有被报道。

后来，我找到了当时日本的报纸，在死亡者的名单中寻找“相良”这个姓。但是很奇怪地，没有一名乘客叫“相良”。

是父母已经离婚了，还是私生子？或者是那缝在衣服上的名字本来就不对，而他也没有更正如此称呼他的我？这些都无法得知，总之由于没有一名乘客名叫“相良宗介”，使得我想要找到他的亲人的努力几乎变成不可能（并且当我能自由地踏上日本国土的时候，那次事故早就在人们的记忆中淡薄了）。

为了一个大国的方便，那名少年被当作不存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很长时间内我都无法知晓。

4年后，我终于抓到了一点线索。

和在我再度出征的阿富汗斯坦结识的一名kgb的情报官的无心的对话中，我知道了那个。

在kgb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部门。集中了幼小的外国人的小孩，把他们训练成暗杀者的部门。那名kgb军官说他曾在那里遇见了日本人的小孩。据说是一个在4年前的某天，被一个同海军有着深刻关系的kgb军官带来的小孩——现在的话正好8岁左右的少年，在那里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

只是凭着这些，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所相信的祖国，正在把那个善良的、柔弱的少年训练成暗杀者——

——

我所参加的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大致可分为三次。

第一次是开始进攻后不久。

第二次是在k—244那件事之前的几年时间。

第三次是从再次进攻开始直到阿富汗解放的几年。

我在阿富汗参加的战争，前后跨度长达12年。在这12年中，我从一名下士官普升到了上尉。一般到了这个军阶可以指挥一支100人左右的中队，不过因为我所在的部队主要负责强袭侦察和破坏工作等任务，所以实际上我担当得更多的是小队长。

当我知道在k—244上所救的少年被培养成一名暗杀者时，我正在第三次的征途中，不过繁忙的工作不允许我作进一步的调查。并且，只有kgb军官的那一番话也使我不能确信。再说，正竭尽全力让最前线的部下们活下来的我，又怎么能去干涉这么一个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工程呢？

当时的阿富汗也真是一个地狱。

等待着我们这些踏上别国土地的人们的，是不愿接受无神论统治的游击队—一伊斯兰圣战者的激烈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