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讨论是在次年进行的。

年初的时候，宣府、山东两省巡抚会同布政使上奏，说是逃户日众，竟有阖族迁徙，以至乡间人口凋零，十室九空。

这些话，当然有夸张的嫌疑。

不过也确实说明了此时的窘态。

其实新政各省都实施了，只是历史惯性就在此，说穿了，就是新政实施不彻底，譬如名义上土地是分了，可士绅仗着罗织的关系，依旧在乡间有着极大的权柄，他们甚至通过控制水源来控制乡民的收成，又或者借宗族的名义，依旧还摆布乡民。

对于乡民们而言，大多却是愚昧无知的，毕竟绝大多数人大字不识，朝廷的新政是什么，他们一无所知，起初分了土地的，很快就发现，自己耕地的工具不足，不得已得去租借，又或者，水源被人操控，又不得不去求告。

到了收成的时候，粮价却被压到了极低的地步，而种粮所需粮种以及其他工具，价格却是暴增。

这种情况之下，许多人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结果这个时候，辽东那边诸多的消息传来，于是乎，索性大家不陪你们玩了，因而闯辽东者甚众，原先那些以为操控了粮价和水源的士绅们一下子傻了眼。

他们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人……原来是会跑的。

这一跑，就真玩砸了。

关于这一场大议，新任的首辅大学士孙承宗主持，其余内阁大学士刘鸿训，以及内阁大学士李起元二人的看法也很不同。

各部尚书、侍郎，包括了御史、翰林们，可谓是摩拳擦掌。

一开始就充斥着火药味。

而天启皇帝的态度更加值得玩味，他没有表态，而是想听听诸公们的意见。

起先是翰林高建发言，大谈人口大量流失之后的窘迫，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而且如今户籍制已崩坏，即便新政已经废黜了当初太祖高皇帝时期严格的户籍制度，却也不可放任自流。

一番话说毕，却很快有翰林出面，张口便反驳，俱言问题的根本在于山东和宣府二地新政形同虚设，这才令百姓流离失所，如今百姓放弃了土地，成为了流民，责任非在辽东，而在山东巡抚、布政使以及宣府诸官身上。

一时之间，竟是吵闹了起来。

天启皇帝依旧默不作声，只是见吵闹越来越激烈，这才看向孙承宗三人：“三位卿家有何高见。”

孙承宗是首辅，倒也不急着表态。

刘鸿训道：“还是需拿出切实的办法，免使山东和宣府的局势崩坏。”

这意思是希望管一管的。

李起元却道：“陛下，臣以为切切不可，背井离乡，本是不得已而为之，所谓人离乡贱，谁愿离开自己的祖籍之地呢？若不是山东和宣府的新政敷衍了事，诸官们尸位素餐，何至今日这样的地步。现在罔顾这些实际的情况，却一味的要求百姓留在原地，陛下莫要亡了，当初流寇四起之前，朝廷不也希望百姓留在原地，不可成为流民吗？可结果若何？可见轻贱百姓，人是留不住的，留不住不去切实的解决百姓们生计，反而希望借助一纸诏令，便教他们安分守己，这岂非是缘木求鱼。这两年，山东和宣府无灾无难，可根据山东道御史的奏言，却有诸多饿殍的现象，可见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臣以为，理应先彻查山东和宣府二地主副官，再命御史巡视，查清问题。此后再委任干员，切实解决百姓心腹之患，如此一来，人心也就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