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继藩又道：“除此之外，儿臣为了保证他们认识其中的字，勉强能够看懂，那些诗词歌赋，以及对仗、排比，自是尽力能不用便不用，而是竭尽所能，将所有的词句，改为人们的常用语，百姓们怎么开口说话，这明颂之中就如何的写。就如这个豕，历来书面上都是这样用的，可儿臣察觉到，百姓们就爱称其为‘猪’，哪怕是有禁令，官府也无法改变百姓们的惯性，于是……儿臣便斗胆，索性将其书为猪。”

“文人们修书，问人吃饭，叫食否，可百姓们，平时并非是这样说话的，这是士人们的言语，儿臣呢，直接将其改为，你吃了吗？如此……百姓们固然有些字不太认识，可若只认识其中一两个字，大抵也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推算出这是什么意思，如此一来，他们便会记下那些不认得的事，同时，又能勉强读懂书中的内容，可谓是一举两得，有何不好？”

欧阳志此时，已是反应了过来，眼里透出了精光。

这才是真正的大学问啊。

恩师此举，真是形象生动，让自己终于弄明白了新学的奥义，吟诗作赋，这诗词歌赋中，有多少体恤百姓的词句，可是………这些矫揉造作的词句，固是千古绝句，又如孟子之乎者也一通，大呼民为本。

可问题就在于，无论是孟子，还是这些悯农的文人墨客们，这些话，统统都是向统治者和士大夫们说的，这更像是一种上位者居高临下的怜悯同情。

可是……恩师这知行合一，以民为本的思想，却是大大的超出了孔孟，虽是延续了孔孟之仁，可实则更高明了一分，因为真正深入到了民间，贯彻着这以民为本的思想。

弘治皇帝听着更觉得匪夷所思。

这殿中，所有人都默不作声，这是一种全新的思维……

虽然有人嗤之以鼻，可无论如何，自称圣人门下、爱民如子之人，虚伪也好，真心实意也罢，在现在，却无人敢站出来。

方继藩随即又道：“儿臣做到了让百姓能勉强认得书中之字，也做到了让百姓们能勉强读懂这书中之句。可是……这还不够，因为……百姓们再看得懂，读得懂，若是书中的东西，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任何帮助，那么……于他们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些读书人，有人供养着，不必操心衣食住行，所以可以堂而皇之的清谈，口中所言，都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可百姓们不同啊，他们尚且吃不饱，穿的还不够暖和，一家老小这么多张口，统统压在他们的身上，书中的内容，若只是单纯的说教，这些百姓，能对这样的书有兴趣吗？”

“既如此，那么便需知道百姓们需要什么，诚如陛下所言，这殿中诸公，都是靠着民脂民膏养起来的，这民脂民膏，又从何而来呢？自是从百姓们耕种，养猪、养鸡，种植蔬果中来，百姓们成年累月的劳作，不在乎今夕是何年，可最在乎的却是节气，为何？因为懂了节气，才能对农时了若指掌，他们才知道，何时种庄稼，何时收割，因而，臣在书中，修黄历，教授百姓们如何养猪，如何简单处理一些疾病，如何除虫。这些知识，对于读书人而言，一丁点都不重要，可对于百姓而言，却不啻是他们是四书五经啊，也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根本。”

方继藩顿了顿，又道：“他们看了此书，若是庄稼种植的更好，那么……对朝廷是否更有益？若是能养出更多的猪牛、鸡鸭，对于朝廷而言，是否又少了负担？这利国利民的大事，正是贯彻了孔孟之仁，是心怀天下的读书人，理应做的事，儿臣这个人，陛下是了解的，儿臣一心匡扶社稷，心系百姓，正是常怀仁心，这才苦思冥想，修出此惠民、利民之书。此书若能为百姓兴利，陛下同样受益。往大里说，百姓们在兴利的同时，借助这一本书，学得更多的文字，知晓更多的道理，懂得更多的技艺，那么……这又何尝不是教化呢？”

“有一些读书人，口里说着教化，却将简单的学问，往最复杂的方向去说，明明是一句话，他要掰开，揉碎了，再用一些玄而又玄的言辞，用繁复的词藻堆砌起来，如此，便自觉得自己极高明，仿佛唯有如此，才能证明他这读书人的与众不同，才可维持自己的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