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弘治十五年的进士来举例，《春秋》、《礼记》各二十一人，《易经》七十六人，《尚书》七十人，《诗经》一百一十二人。

看出异常没有？

《春秋》、《礼记》二经的进士太少了，这并非个别现象，年年如此！

原因很简单，《春秋》、《礼记》经义太杂，考试的时候容易懵逼。《尚书》虽然公认的学起来最难，但只要学会了，考试其实是非常好考的。而《春秋》又难学又难考，《礼记》学起来容易考起来难。

长此以往，治这两经的士子越来越少。而治《诗经》的则多到爆炸，因为《诗经》学起来容易，考起来就更容易。

王渊当初哪知道这些，纯粹是被王阳明和沈复璁带坑里了。

但谁让王阳明和沈复璁是余姚人，那里许多世家祖祖辈辈都治《礼记》。如果按照地域划分，余姚《礼记》天下第一！

到正德年间，房官比例虽然没变，但实际操作却出现变化。

就拿这次会试来说，一共十七位房官，其中两人负责《春秋》和《礼记》，剩下十五人负责《易经》、《尚书》和《诗经》。

这两人，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温仁和，他们共同批改《春秋》、《礼记》卷。

王渊的试卷，百分之百会被王阳明看到，因为两位房官必须重复阅卷，并且要各自给出批阅评语。

敲敲打打把油布钉好，王渊小睡一会儿，便在迷糊中被人叫醒。

难道题目之后，王渊直接看《礼记》题，因为“科举重首艺”。这句话，在清代被理解成“第一场”，其中包括四书和五经，而在明代特指第一场的五经题。

只要五经题答得好，四书题稍微差些，也很有可能名列前茅。

另外，明代科举并不强制要求做八股文，你牛逼可以自己随便写。不过嘛，八股文是历代士子总结出的文体，只要按照这个格式作文，就能在最短的时间，以最简洁的文字把文章写好，而且最方便考官快速批阅。

明代进士的《春秋》答卷，就偶尔有非八股文出现。

这是因为《春秋》有时出题太难，并且经义非常复杂，不易概括成一句话来破题。遇到这种情况，治《春秋》的士子就选择不写八股，而是以“论”的方式进行作文——风险很大，遇到不负责的阅卷官，这份答卷直接判为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