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听起来跟“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很类似，但其实有很大区别。“国家主义”并不排斥资本家，只是主张限制和控制资产阶级；“国家主义”也不反对官僚政治，只是反对贪污腐败；甚至如果军事独裁有利于国家的话，极端的“国家主义者”还会支持这种政体。

正因如此，信奉“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才会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党。特别是张学良手下的军政官员，好多都属于青年党的党员——比如此时的东北军炮兵司令和北平教育局长。

但“国家主义”理念太过宽泛了，必然导致组织松散，即便执政也不过是第二个国党。

由于“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对立，青年党和共党属于天生死敌。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曾琦，就积极拥护常凯申搞清党运动。

可等到常凯申暴露出独裁嘴脸，曾琦立即变成反蒋派，从20年代末到70年代，多次策划参与“刺蒋”活动。而常凯申在30年代迫于压力，做样子要搞民主宪政，曾琦又积极参与进去，成为常凯申的拥护者。

做为青年党的创始人和党魁之一，曾琦的表现太过不坚定，反反复复左右摇摆，只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严重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路线。

所以周赫煊才说“国家主义”是很好的学说理念，但操作起来很难，因为他们没有成熟的治国主张，更没有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空有满腔的爱国热血，最多当个在野党抨击执政党而已。

李璜这次本来想劝周赫煊加入青年党，因为周赫煊的历来表现就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应该属于同道中人。但现在却听周赫煊不赞成“国家主义”，李璜顿时就不乐意了：“周先生说青年党的主义概念泛化，如今的国党和共党哪个不泛化？国家主义是崇高追求，就像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现在短期内肯定无法实现，但有志之士却必须以此为目标去追求理想！”

周赫煊也不争辩，笑道：“咱们还是来说说东北抗日吧？”

李璜说道：“我们青年党正在筹款，已经跟东北民众救国会联系好了，最多两三个月就要组织党员去抗日。”

“那就祝诸位马到成功！”周赫煊抱拳说。

不提青年党坚决反赤的主张，那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他们的爱国热情是不容置疑的。

今年7月，李璜就能筹集14万元，带着青年党员北上抗日。其中著名的抗日烈士苗可秀，就是青年党员，其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被日本关东军中将惊呼为“神军”。东北军的第117师，从师长到基层军官，也大部分是青年党，在未来的长城抗战中表现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