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报纸的定义，也和名字完全一样，为了报社的安全，他决定要把报社放在警察局门口。

这个年代开报社也非常的麻烦，就算是弗朗茨可以省略最繁琐的手续，但是人工、场地总是需要自己找的。

最重要的还是报社编辑和记者，这些人必须要有热血，敢于直面这个残酷的社会，同样又不能太热血，连吃谁的饭都忘了。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句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19世纪中期奥地利也涌现出了大量的文人墨客，这些人有的坚持创作，有的中途改道跑去玩了政治。

不管怎么说，笔杆子们宣传的功力不是贵族能够比拟的。

比如说那位律师出身的匈牙利政治家科苏特，就是一位宣传强人，1847年拉开了匈牙利独立的序幕，还一度成为了匈牙利共和国的元首。

当然了，他也具备文人的通病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制定的计划往往脱离了实际情况，起义自然是被镇压了。

弗朗茨对科苏特没有兴趣，就算宣传能力再强，也架不住他是一位极端民族主义者。

双方在天然上就是对立的，当然了如果想要收买的话，也未必不能够成功，只不过弗朗茨没有这个兴趣。

在他的用人观念里，忠诚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能力，最低的用人底线，也必须要保证不是敌人。

沉思了片刻功夫后，弗朗茨在纸片上写了几个名字，然后吩咐道：“劳尔，派人查一下名单上面的这几个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以报社的名义给他们寄一封邀请函！”

“是，大公！”随从劳尔连忙说道

这个年代想要招人可不容易，大学还是象牙塔，里面没有普通人，身份最低的父母也是小资本家。

所谓的励志故事，都是用来骗人的，高昂的学费根本就不是勤工俭学能够凑齐的。

社会上的文人墨客，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落魄，当然家道中落的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