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正是因为破除“我执”，主张“无我”，才让那些自许“完满”、自许“成功”的欲望和追求真正断灭。简言之，因“无我”，才“灭苦”。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禅宗中有“我即是佛”的说法，此“我”与“无我”并不矛盾。此“我”无欲，此“我”无名，只是作为一个精神载体的例证，说明“人人皆有佛性”，可由切身做起。恰恰是佛性，能够有力抵消“我”的“自性”。

正因为“人人皆有佛性”，度化众人也就有了可能。如果人人都能以“佛”自认，那就不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我”，这恰恰是到达了更高意义上的“无我”境界。

“人人皆有佛性”，但人人又不能单独完满，因此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企求单独解脱。如果单独解脱了，而周围的众人还困于重重障碍之中，那么，这个自以为“解脱”了的个人还会寸步难行。如果别人没有解脱，那么，为了守护自己的解脱必须划出人我之界。这么一划界，空境便顿时消失，解脱也无从说起。

诚如谚语所说，一滴清水无救于一缸污水，而一滴污水却能把一缸清水毁坏。一个修行者即便把自己修炼成了一滴最纯净的清水，却没有与周边污水分割的“薄膜”，那么，这滴清水怎么存在？同样，如果大家都成了纯净的清水，却还有一滴仍然污浊，那么，大家的纯净还能保持吗？因此，佛教必然指向整体关怀，普世行善，无界救助。要解脱，也要大家一起解脱。

更重要的是，佛教既然“无我”，也就无所谓“度己”。“度己”之说，不符合“无我”的宏旨。“无我”的空境，必把大千世界作为唯一主体，达到前面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发誓引渡每一个“兄弟”。

由此可知，佛教从“度己”跃升为“度人”，思路十分清晰，并不是随意地从众悦众。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心经》最后那个咒语，呼唤得那么恳切：“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我的翻译是“去吧，去，到彼岸去，赶快觉悟！”对于这几句咒语，《心经》自己还反复推崇“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而且“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可见，在佛教看来，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度人”。

于是，作为佛教修行最高、最后目标的“涅槃”，也与“到彼岸去”连在一起了。《大智度论》在阐释“波罗蜜”时说：“涅槃为彼岸”。度人到彼岸的修行者称为“菩萨”，他们的“大誓愿”就是“度一切众生”（见《大智度论》卷四）。

在中国民间，菩萨常常被看作偶像，其实，他们只是修行者，因觉悟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护佑众生、反对伤害。菩萨把佛教本义和民间企盼融成一体，组成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高尚信仰。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八个字很好。意思是，号召一切不认识、不相关的人，也都应该视若一体，感同身受，互相救助，共抵彼岸。彼岸，就是不受世俗羁绊所困苦的净土。

回想我儿时在家乡随长辈礼佛，第一印象就是积德行善、惜生护生、乐于助人。当时，很多天天念佛的信众并不识字，不懂佛经，但是，就凭着积德行善、惜生护生、乐于助人，维护住了苦难大地上的文明脉络。现在才知，这比烦琐的经句训诂更贴近佛教本义，这也正是度化众生这一信仰的民间实践。

五、继续修行

从幼年开始的佛教背景，对我的帮助无可限量。每次进入古老寺庙，每次拜见高僧大德，都有一种身心相通的亲近。在亲近过程中又会自省，反观自己在修行长途中的步履，有多少滞塞，有多少延伸。

我发现，自己过去得益于佛教的地方，有三个“毋”；而自己今后仍须努力的空间，则有三个“少”。

先说三个“毋”。

一是“毋避”。这是从佛教的“无常”观念引出来的。由于“无常”，一切都会发生，既无法预计，又无法预防，那就不如平静接受，从容处理。应该知道，这是在接受既正常又不正常的世界，这是在面对既正常又不正常的人间，不必恼怒、哀怨、气恨。为此，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对家庭和自己遇到的一切灾难、冤屈、诽谤，都采取“毋避”的态度。开始有点儿不知所措，但后来越是“毋避”，就越坦然，觉得这是生命入世的正常方式。若是避了，反而像是避洪水于沙墩，避匪徒于枯井，既自废了手脚，又恶化了事态。

“毋避”，从根本上改变了与生俱来的避祸本能，使自己变得强大。在我平生遭受无数凶逆的时候，佛教让我一次次抽去了个人的名利凶吉期许，去直视无常。结果，倒是拥有了站在灾祸最前沿的大雄精神。让我高兴的是，我的经历使周围友人都确信，如果以后遇到了地震、海啸或其他重大灾难性事件，我必定仍然会是一个平静的救助者和安慰者，直到最后。感谢佛教，给了我这种人生底气，使我有可能引领大家面对世间困厄。

二是“毋招”。不躲避，也不招引。尤其是世间那些看起来很堂皇、很荣誉、很普及、很方便、很时尚的一切“美事”，更是不招、不引、不思、不迎。因为这一切，都是既定形态、外在硬块，属于佛教所言之“色”和“蕴”，皆为空相，应该看破。若不看破，即是障碍。对此，我有很多切身感受。外部世界诱惑和招引实在太多，为了向外部世界证明自己价值而进入某种台阶的理由实在太多，我却渐渐明白，那些全是障碍，一旦被招，极易迷失。我为什么能够坚辞高位、谢拒名号、绝迹会议、不涉团体？其实都是佛教的“性空”观念在主导着我。

我知道，越有声势的强力，越是性空；越有吸引力的美事，越要放下。否则，整个“受想行识”都会坠入“颠倒梦想”，不得超脱。环视四周民众，大多在官阶、名声、输赢、信息、网络间挣扎折腾，反把我看作遗世怪人。我则在为他们默祷：“揭谛，揭谛，波罗揭谛……”

三是“毋应”。说起来，毋招世间美事，这总该太平了吧？不，总有外人指名道姓地对自己实行“直击”。我因为不存在“我执”，绝不回应。在佛教看来，种种攻击起自于世间“业”的负面积累，任何针锋相对的直接回应都是在增添“我执”，亦即增添负面积累，而且必然双向叠加，没完没了。试想，如果要回应，怎么回应？无非是依据着某些“事实”，某些“结论”，某些“民意”，某些“舆情”。但在佛教看来，这一切都极不可靠。即便一时看似可靠，也都属于“空相”，时时有可能变动和逆反，时时有可能转型和消失。因此，不如“毋应”，也就是“无辩”、“无回”、“无答”、“无表情”。

不做回应，不做辩驳很可能让进攻者更加肆无忌惮，让旁观者信以为真。但是，这不应该成为自己卷袖伸拳的理由。即便证明了“我”的清白和强大，那又有什么意义？还是回到这个老问题：“我”是什么？因此，大家都看到了，我只要遭受国内媒体大规模的诽谤，总是立即启程到国外，演讲中华文化的正面力量。事实证明，佛教让我免除了大量无谓之耗，让世间免除了不少纷争的噪音，这也就使负面积累转化成了正面积累。

接着说说今后修行的目标，三个“少”。这三个“少”，很难做到，我试过多次，仍常常失足，因此还须继续努力。

一是“少分”。

分，就是佛教所反对的分别心，亦即种种人为的划界和区分。我发现，自己虽然对此早有警惕，却限于惯常思维、学术需要，仍然未能彻底摆脱。我们总是习惯于在写作和演讲中论述地域之分、民族之异、文化之界、国家之别、主义之争、学派之峙，即使比别人淡化，也无法消融，因为这是我们接受教育的基础。

在佛教看来，世间一切人为的纷扰、分裂、战争，都由此而起。其实，看似清晰的差异都是空相，看似明确的界限都是空相，当然，看似激烈的斗争也都是空相。以佛教的认知，一切以集体方式出现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都没有夸张的理由，一切以个人方式出现的胜负竞争、尔虞我诈都只能导致共衰，一切以运动方式出现的检举揭发、互相整人更是中国沉疴，不应鼓励。但是，在目前这个全民都在比赛输赢、表演正义的社会气氛中，要道破这一点会遇到很多困难。

我曾经在联合国发布首份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的第一天，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发表对话，系统反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先生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这种站在西方主体立场上的文明之“分”，只会加剧冲突，增加分裂，而目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跨界合作、无界融汇。这次论述，是我的“少分”思维的一个郑重展示，今后还应继续。

不管外界如何翻江倒海，我在今后的修行中，应该尽力消除社会上一切“勘边划界”的观念，哪怕它们总是打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地域主义、民粹主义和其他许多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大旗。各种强化差异、强化区分、强化自卫、强化争斗的想法，也许都能找到自己的学理依据，却不能被佛教许诺。因此，也不应被今后的我许诺。一时消除不了，那就减少吧，是为“少分”。

二是“少忆”。

忆，也就是回忆、追思。大多是强化时间序列，拉入先祖坐标，加重历史话语。这一切似乎都很好，却得不到佛教首肯。

佛教主张当下，着眼此刻，关照现今，而不喜欢时间的侵入、历史的霸道、遗产的作态、传统的强加。

我以前在历史研究中，已经重视古今之通而看淡前后之别，已经珍惜千古诗魂而冷漠断代之学，但是，很多时候也不得不屈从专业陈趣、学术癖好而匍匐于时间的魔杖之下。

有着漫长历史的佛教从不自炫漫长，而总是急切地呼吁“当下”。这个事实才让我一次次反思，自叹修行之浅。确实，即便是我们倾注巨大学术力量的所谓“历史真相”，说到底也是疑点重重的空相，不存在永久执守的理由。例如，我每次在阅读“文革历史”的各种文本时，总是更加感到佛教的英明，因为“文革”我亲自经历并付出过全家的血泪代价，但是那么多历史文本所写内容，与我的亲身感受全然不同。错在何人？最后憬悟，错在我们对历史的过度依赖，也就是我们对时间的“无明”。但《心经》说了，连“无明”也说不上，更无所谓“无明”的断灭。既然这样，那也就盼不来“有明”的一天。与其如此，不如挥去时间。再也不要像一个自恃通晓历史的长辈那样老是喜欢给年轻人谈古说往了，应该把一切文化注意力都集中在当下，而且是不受过去干涉的当下。

就连写作了皇皇巨著《历史哲学》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无奈地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无法从历史上学到任何教训。”黑格尔不太懂佛教，但他的这个判断，却已近佛。而我们身处佛教鼎盛的中国，却总是那么热衷“历史真相”、“历史教训”等等。其实细细一想，历史的重压，扭曲了多少活生生的今天。时间本可以穿越，当下才是重心。

且把“记忆”换成“良知”，把“沧桑感”换成“菩提心”。来什么就接受什么，不必问来历，不必算因果，不必查恩怨，立即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大爱之心处置，这便是大雄之行。

三是“少冀”。

冀是希望，是企盼，是对自己将来的幻想，是对尚未发生的一切的期许。这一些，看起来又都是正面能量，其实在佛教看来，带有不少“颠倒梦想”的成分，也应该看破、看空。前面所说的“少忆”，是为了不让过去干扰当下；这里所说的“少冀”，是为了不让将来干扰当下。

任何希望、企盼、幻想、期许，都在空相之列。由于它们还没有发生，因此比之于历史的讲述，更是“空中之空”。这些“空中之空”，最容易造成不同希望的冲撞，几种企盼的缠绕，多重梦想的破灭，最终信用的流失，结果造成最严重的人生之苦。

“少冀”，也来自于“无常”、“无我”的原理。既然“无常”，就不应该对“常”有太多的寄托和热望；既然“无我”，就不应该让“我”有太多的延伸和扩充。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度人”的时候要提供“彼岸向往”，并指引路线。这是因为，要度之人数量巨大，不能不呈现一种集体愿景。一切为天下众生的前途所做的努力，都应该加以鼓励，因此我提出的是“少冀”，而不是“灭冀”、“无冀”。减去“一己之冀”，仅留“众生之冀”，而在“众生之冀”中也要减去玄泛之冀、僵滞之冀、作态之冀、互扰之冀，这便是“少冀”。

可惜，现代的佛教朝拜者，总是带着太多的“一己之冀”。他们躬身跪拜，总是在向佛祖索讨更多的利益和前程，为自己，为家庭。这种索讨，正好与佛理南辕北辙。

当然，宽容的佛教并不反对人世间各种无损他人的正面之冀，但修行者应该明白，对这种正面之冀，仍然不能执着。无常的世界日日变动，一旦执着就会不断敏感、担忧、沮丧、失望、失态。

以前总认为，没有企盼就没有志向。对此，我在几场灾难中产生了根本的转变。例如，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到了现场，却发现平日天天的报刊传媒间大谈中国前途、文化目标、文明得失的“公众知识分子”，几乎一个也没有到达，也没有提供像样的捐款。他们只是在千里之外高谈阔论、指手画脚。而真正在第一线紧张救助的人，却都不做任何痴想，甚至也不预计余震什么时候会再度发生，只是当余震果然再度发生时，立即上前抢救。我想，佛教要我们成为这样的救援者，只是勇敢地面对当下发生的一切，而不要成为前一种似乎志向高远的“公众知识分子”。

人间灾难多多，而且毫无规律。路边正有老人跌倒，街头正有小孩迷路，我们不能置若罔闻，夹书深思，而应该停步弯腰，切实帮助。宁肯放弃企盼，放弃志向，也不放弃眼下偶然发生的危难。

早就发现，人世间特别喜欢张罗的计划、方略、步骤、畅想、蓝图等等，佛教都看得又轻又淡，它不愿意以这些“常欺之门”欺人，就像不让车辆在“事故多发地段”出事。一个修行者如果在佛的光照下真正成熟，那就应该少讲无常的未来，只看眼下的“自在状态”，那就叫“观自在”。

能够真正“观自在”，那就已经是真正的“菩萨道”。请看，《心经》开头的五字主语就是：“观自在菩萨”。

其实，我们平日在很多庙宇、石窟中见到的菩萨造像，也都是这样的神貌：不在乎外界，不在乎信息，不在乎区别，不在乎历史，不在乎未来，不在乎争斗，不在乎挑战，不在乎任何外在的形态和内在的执着。看似安静到极点，超脱到极点，却是一见苦难就敏捷救助，被人们称为“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千年风华皆看空，万般名物全看破。有了自如、自由、自在之心，才有可能及时发现和处理一切不测和灾祸，化解种种恐惧和苦厄，度化世间迷惘众生，一起解脱。

我们，也有可能这样。

甲午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