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时代，横贯明清两代。传奇创作的繁盛期，若以《宝剑记》、《鸣风记》、《浣纱记》作为起点，以《长生殿》、《桃花扇》作为由极盛开始走下坡路的转折，以十八世纪中叶的乾隆时期作为全面衰微的界限，那么，就整整延续了两个多世纪。在一个国家里，一种戏剧形式能维持那么长时间的兴旺，在世界戏剧史上也并不多见。
很巧，在两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两座传奇高峰的出现正恰与世纪的转换同时：在十六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拥有了《牡丹亭》，而在十七世纪结束的时候，则又拥有了《桃花扇》。汤显祖和孔尚任，无愧地成了两个最杰出的传奇作家，他们在当时，都是具有最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都是学识渊博的一代学者；他们还都有过不低的政治地位，具有相当的社会声望。由他们这样的人来体现戏剧创作的高峰，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这是戏剧家与学者的合一，因此也是戏剧文化与更其广阔的文化背景的交融
。戏剧文化不是现实生活的直捷反映体，还应该是整体文化背景的组成者；它不是仅仅面对着社会现实发出的骂声和笑声，还应该是以往和当时全部文化积累的结晶物。因此，从总体而论，一种高度成熟的戏剧文化必然是要经受这个民族最高水准的思想文化的陶冶的。具体地说，一个成功的戏剧家，一部成功的戏剧作品，可以没有太深厚的文化学识的支撑，但作为戏剧文化的总体却不会如此。戏剧文化对人们精神世界涵盖的整体性和深刻性，决定了它天然地要向或一民族、或一时代思想文化的前沿阵地发出呼唤，也决定了许多高瞻远瞩的一代文化大师往往要对戏剧文化发生兴趣，甚至倾注下他们灿烂的才华。在中外文化史上，戏剧艺术第一个、第二个丰收期的到来总伴随着一些有较高文化程度
的戏剧家的出现，但这还不够，迟早总还有一批最高文化水准
的巨匠大师投入戏剧事业。那些较早崛起的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戏剧家，往往浑然天成、激情如泻，以自己高贵的心灵感应着时代的风暴，容易打开光彩耀眼的戏剧的黄金时代；比之于他们，后起的具有最高文化水准的巨匠大师在戏剧创作上未必也有浑然天成的魅力，但却带来丰厚的文化滋养和深邃的学识辅佐，致使戏剧文化的整体向着更自觉的高度腾跳一步。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戏剧，由浑然天成式的戏剧天才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开创了黄金时代，以后就由莱辛、席勒、狄德罗、歌德、雨果等在文化学识占据着无与伦比的时代性、国际性优势的大学者接过了旗帜。在创作上他们未必比得上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但他们却让欧洲戏剧文化经受了一次最高水准的文化陶冶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自觉阶段。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剧作，也因他们而成为一种被深刻认识了的、具有自觉意义的文化遗产。在这一点上，中国戏剧文化有类似之处。关汉卿和王实甫也是属于莎士比亚式的浑然天成的天才，而明清文人传奇，则把中国戏剧文化引入到了高水准的文化砥砺过程
之中，使浑然天成趋向深入的自觉阶段。
这种文化砥砺，也可以看成是对浑然天成的自然风致的损害。王国维喜欢元剧而不太喜欢明清传奇，恐怕也与此有关。但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把两者分割开来进行对比，而应该把它们看成是有着必然承续关系的程序性产物。这样，明清传奇的产生和繁荣就成了中国戏剧文化史在越过了元杂剧高峰之后的必然需要。经过两个世纪的烧冶、磨琢、砥砺，中国戏剧才成为一种充分自觉的文化现象。
明清传奇在此杂剧的衰微中崛起，自己也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微。当年生气勃勃的创业者，也不得不老眼昏花地去面对新兴的戏剧现象。这完全不是它的过错，因此也不必为它总结什么教训。规律使然，无可奈何，后人应该用开通、洒脱的目光去看待戏剧天地中的这些沧海桑田之变。想当初，昆山魏良辅家宅门口纷来沓至的脚印，苏州虎丘山曲会上的济济人头，吴江沈璟属玉堂中的精细论校，临川汤显祖屋舍内传出的悠扬乐声，传奇确也成为时代的宠儿；曾几何时，一演昆腔传奇观众竟哄然而散。这很可能会引起传奇作家和顾曲家们的无限忧伤，但对戏剧文化史家来说，这种变化正说明发展的进程，很可乐观。明清传奇延续的时间那样长，正说明它有较大的容纳量和应变能力，但即使如此也不应该让它成为中国戏剧文化发展的停滞点。是的，谁如果在设想一种永不衰落的戏剧样式，那么，他也就在设想着中国戏剧文化的坟墓。即使设想出来的戏剧样式是尽善尽美的，那末，也就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坟墓而已。
正因为戏剧文化的每一个重大阶段的发展都具有必然性，都是趋向完满、自觉的必不可少的步骤，所以当这些阶段逐一成为往事之后，也不会杳无踪迹可寻，而总是把自己的历史功绩留给下一个阶段。在明清传奇之后繁盛的地方戏剧目，就其佼佼者论，总能让我们看到传奇乃至元杂剧的历史成果。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无视历史的沉积和完全滞留于某一历史阶段一样荒唐可笑。
传奇时代，横贯明清两代。传奇创作的繁盛期，若以《宝剑记》、《鸣风记》、《浣纱记》作为起点，以《长生殿》、《桃花扇》作为由极盛开始走下坡路的转折，以十八世纪中叶的乾隆时期作为全面衰微的界限，那么，就整整延续了两个多世纪。在一个国家里，一种戏剧形式能维持那么长时间的兴旺，在世界戏剧史上也并不多见。
很巧，在两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两座传奇高峰的出现正恰与世纪的转换同时：在十六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拥有了《牡丹亭》，而在十七世纪结束的时候，则又拥有了《桃花扇》。汤显祖和孔尚任，无愧地成了两个最杰出的传奇作家，他们在当时，都是具有最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都是学识渊博的一代学者；他们还都有过不低的政治地位，具有相当的社会声望。由他们这样的人来体现戏剧创作的高峰，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这是戏剧家与学者的合一，因此也是戏剧文化与更其广阔的文化背景的交融
。戏剧文化不是现实生活的直捷反映体，还应该是整体文化背景的组成者；它不是仅仅面对着社会现实发出的骂声和笑声，还应该是以往和当时全部文化积累的结晶物。因此，从总体而论，一种高度成熟的戏剧文化必然是要经受这个民族最高水准的思想文化的陶冶的。具体地说，一个成功的戏剧家，一部成功的戏剧作品，可以没有太深厚的文化学识的支撑，但作为戏剧文化的总体却不会如此。戏剧文化对人们精神世界涵盖的整体性和深刻性，决定了它天然地要向或一民族、或一时代思想文化的前沿阵地发出呼唤，也决定了许多高瞻远瞩的一代文化大师往往要对戏剧文化发生兴趣，甚至倾注下他们灿烂的才华。在中外文化史上，戏剧艺术第一个、第二个丰收期的到来总伴随着一些有较高文化程度
的戏剧家的出现，但这还不够，迟早总还有一批最高文化水准
的巨匠大师投入戏剧事业。那些较早崛起的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戏剧家，往往浑然天成、激情如泻，以自己高贵的心灵感应着时代的风暴，容易打开光彩耀眼的戏剧的黄金时代；比之于他们，后起的具有最高文化水准的巨匠大师在戏剧创作上未必也有浑然天成的魅力，但却带来丰厚的文化滋养和深邃的学识辅佐，致使戏剧文化的整体向着更自觉的高度腾跳一步。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戏剧，由浑然天成式的戏剧天才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开创了黄金时代，以后就由莱辛、席勒、狄德罗、歌德、雨果等在文化学识占据着无与伦比的时代性、国际性优势的大学者接过了旗帜。在创作上他们未必比得上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但他们却让欧洲戏剧文化经受了一次最高水准的文化陶冶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自觉阶段。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剧作，也因他们而成为一种被深刻认识了的、具有自觉意义的文化遗产。在这一点上，中国戏剧文化有类似之处。关汉卿和王实甫也是属于莎士比亚式的浑然天成的天才，而明清文人传奇，则把中国戏剧文化引入到了高水准的文化砥砺过程
之中，使浑然天成趋向深入的自觉阶段。
这种文化砥砺，也可以看成是对浑然天成的自然风致的损害。王国维喜欢元剧而不太喜欢明清传奇，恐怕也与此有关。但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把两者分割开来进行对比，而应该把它们看成是有着必然承续关系的程序性产物。这样，明清传奇的产生和繁荣就成了中国戏剧文化史在越过了元杂剧高峰之后的必然需要。经过两个世纪的烧冶、磨琢、砥砺，中国戏剧才成为一种充分自觉的文化现象。
明清传奇在此杂剧的衰微中崛起，自己也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微。当年生气勃勃的创业者，也不得不老眼昏花地去面对新兴的戏剧现象。这完全不是它的过错，因此也不必为它总结什么教训。规律使然，无可奈何，后人应该用开通、洒脱的目光去看待戏剧天地中的这些沧海桑田之变。想当初，昆山魏良辅家宅门口纷来沓至的脚印，苏州虎丘山曲会上的济济人头，吴江沈璟属玉堂中的精细论校，临川汤显祖屋舍内传出的悠扬乐声，传奇确也成为时代的宠儿；曾几何时，一演昆腔传奇观众竟哄然而散。这很可能会引起传奇作家和顾曲家们的无限忧伤，但对戏剧文化史家来说，这种变化正说明发展的进程，很可乐观。明清传奇延续的时间那样长，正说明它有较大的容纳量和应变能力，但即使如此也不应该让它成为中国戏剧文化发展的停滞点。是的，谁如果在设想一种永不衰落的戏剧样式，那么，他也就在设想着中国戏剧文化的坟墓。即使设想出来的戏剧样式是尽善尽美的，那末，也就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坟墓而已。
正因为戏剧文化的每一个重大阶段的发展都具有必然性，都是趋向完满、自觉的必不可少的步骤，所以当这些阶段逐一成为往事之后，也不会杳无踪迹可寻，而总是把自己的历史功绩留给下一个阶段。在明清传奇之后繁盛的地方戏剧目，就其佼佼者论，总能让我们看到传奇乃至元杂剧的历史成果。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无视历史的沉积和完全滞留于某一历史阶段一样荒唐可笑。
传奇时代，横贯明清两代。传奇创作的繁盛期，若以《宝剑记》、《鸣风记》、《浣纱记》作为起点，以《长生殿》、《桃花扇》作为由极盛开始走下坡路的转折，以十八世纪中叶的乾隆时期作为全面衰微的界限，那么，就整整延续了两个多世纪。在一个国家里，一种戏剧形式能维持那么长时间的兴旺，在世界戏剧史上也并不多见。
很巧，在两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两座传奇高峰的出现正恰与世纪的转换同时：在十六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拥有了《牡丹亭》，而在十七世纪结束的时候，则又拥有了《桃花扇》。汤显祖和孔尚任，无愧地成了两个最杰出的传奇作家，他们在当时，都是具有最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都是学识渊博的一代学者；他们还都有过不低的政治地位，具有相当的社会声望。由他们这样的人来体现戏剧创作的高峰，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这是戏剧家与学者的合一，因此也是戏剧文化与更其广阔的文化背景的交融
。戏剧文化不是现实生活的直捷反映体，还应该是整体文化背景的组成者；它不是仅仅面对着社会现实发出的骂声和笑声，还应该是以往和当时全部文化积累的结晶物。因此，从总体而论，一种高度成熟的戏剧文化必然是要经受这个民族最高水准的思想文化的陶冶的。具体地说，一个成功的戏剧家，一部成功的戏剧作品，可以没有太深厚的文化学识的支撑，但作为戏剧文化的总体却不会如此。戏剧文化对人们精神世界涵盖的整体性和深刻性，决定了它天然地要向或一民族、或一时代思想文化的前沿阵地发出呼唤，也决定了许多高瞻远瞩的一代文化大师往往要对戏剧文化发生兴趣，甚至倾注下他们灿烂的才华。在中外文化史上，戏剧艺术第一个、第二个丰收期的到来总伴随着一些有较高文化程度
的戏剧家的出现，但这还不够，迟早总还有一批最高文化水准
的巨匠大师投入戏剧事业。那些较早崛起的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戏剧家，往往浑然天成、激情如泻，以自己高贵的心灵感应着时代的风暴，容易打开光彩耀眼的戏剧的黄金时代；比之于他们，后起的具有最高文化水准的巨匠大师在戏剧创作上未必也有浑然天成的魅力，但却带来丰厚的文化滋养和深邃的学识辅佐，致使戏剧文化的整体向着更自觉的高度腾跳一步。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戏剧，由浑然天成式的戏剧天才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开创了黄金时代，以后就由莱辛、席勒、狄德罗、歌德、雨果等在文化学识占据着无与伦比的时代性、国际性优势的大学者接过了旗帜。在创作上他们未必比得上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但他们却让欧洲戏剧文化经受了一次最高水准的文化陶冶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自觉阶段。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剧作，也因他们而成为一种被深刻认识了的、具有自觉意义的文化遗产。在这一点上，中国戏剧文化有类似之处。关汉卿和王实甫也是属于莎士比亚式的浑然天成的天才，而明清文人传奇，则把中国戏剧文化引入到了高水准的文化砥砺过程
之中，使浑然天成趋向深入的自觉阶段。
这种文化砥砺，也可以看成是对浑然天成的自然风致的损害。王国维喜欢元剧而不太喜欢明清传奇，恐怕也与此有关。但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把两者分割开来进行对比，而应该把它们看成是有着必然承续关系的程序性产物。这样，明清传奇的产生和繁荣就成了中国戏剧文化史在越过了元杂剧高峰之后的必然需要。经过两个世纪的烧冶、磨琢、砥砺，中国戏剧才成为一种充分自觉的文化现象。
明清传奇在此杂剧的衰微中崛起，自己也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微。当年生气勃勃的创业者，也不得不老眼昏花地去面对新兴的戏剧现象。这完全不是它的过错，因此也不必为它总结什么教训。规律使然，无可奈何，后人应该用开通、洒脱的目光去看待戏剧天地中的这些沧海桑田之变。想当初，昆山魏良辅家宅门口纷来沓至的脚印，苏州虎丘山曲会上的济济人头，吴江沈璟属玉堂中的精细论校，临川汤显祖屋舍内传出的悠扬乐声，传奇确也成为时代的宠儿；曾几何时，一演昆腔传奇观众竟哄然而散。这很可能会引起传奇作家和顾曲家们的无限忧伤，但对戏剧文化史家来说，这种变化正说明发展的进程，很可乐观。明清传奇延续的时间那样长，正说明它有较大的容纳量和应变能力，但即使如此也不应该让它成为中国戏剧文化发展的停滞点。是的，谁如果在设想一种永不衰落的戏剧样式，那么，他也就在设想着中国戏剧文化的坟墓。即使设想出来的戏剧样式是尽善尽美的，那末，也就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坟墓而已。
正因为戏剧文化的每一个重大阶段的发展都具有必然性，都是趋向完满、自觉的必不可少的步骤，所以当这些阶段逐一成为往事之后，也不会杳无踪迹可寻，而总是把自己的历史功绩留给下一个阶段。在明清传奇之后繁盛的地方戏剧目，就其佼佼者论，总能让我们看到传奇乃至元杂剧的历史成果。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无视历史的沉积和完全滞留于某一历史阶段一样荒唐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