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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行来，最健全的城市还是巴黎。

它几乎具有别的城市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而且把它们一起放大，推向极致。你可以一次次赞叹，一次次皱眉，最后还会想起波德莱尔的诗句：“万恶之都，我爱你！”

正像我们抡起一拳擂到朋友肩上：“这个坏蛋，真想你！”

它高傲，但它宽容，高傲是宽容的资本。相比之下，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茧自缚，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热情；而更多的城市则因宽容而扩充了污浊，鼓励了庸俗，降低了等级，少了那份轩昂。一个人可以不热情、不轩昂，一座城市却不可。这就像一头动物体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种基本的支撑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断骨，否则就会瘫成一堆，再也无法爬起。热情是城市之血，轩昂是城市之骨。难得它，巴黎，气血饱满，骨肉匀停。

它悠闲，但它努力，因此悠闲得神采奕奕。相比之下，世上有不少城市因闲散而长期无所作为，连外来游人也跟着它们困倦起来；而更多的城市尤其是亚洲的城市则因忙碌奔波而神不守舍，失去了只有在暮秋的静晤中才能展现的韵味。巴黎正好，又闲又忙，不闲不忙。在这样的城市里多住一阵，连生命也会变得自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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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种种优点，得力于它最根本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它的聚合能力。不是财富的聚合，而是人的聚合，文化的聚合，审美气氛的聚合。

唯聚合，能使它开通、高迈；唯聚合，能使它辐射、发散。但与世界上别的大聚大散的城市不同，巴黎更看重聚散过程中的选取和沉积，最终沉积成人文意义上的自得和固执，成为下一轮聚散的起点。

法国人，从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到一般市民，都喜欢热闹，喜欢显示，喜欢交汇，喜欢交汇时神采飞扬的前呼后拥，喜欢交汇后长留记忆的凝固和雕铸。结果，不管在哪儿发了横财，立了功业，得了名声，都想到巴黎来展现一下，最好是挤到塞纳河边。

挤到塞纳河边，一是因为环境好，有景致、有格调；二是因为视角多，便于瞻仰和传扬，包括在塞纳河的游艇上一一指认、静静观赏；三是因为底子厚，已经有那么多巨人名迹蹲在那里，谁能挤进去就能与他们平起平坐、隔代对话。

这情景，我觉得是法国贵族沙龙的扩大。当年朗贝尔侯爵夫人和曼恩公爵夫人的沙龙，便是一种雅人高士争相跻入的聚会，既有格调享受，又有名位效应，又有高层对话。马车铃声一次次响起，一个个连我们都会一见脸就知道名字的文化巨人从凄风苦雨中推门而入。女主人美丽而聪明，轻轻捡起贵族世家的旧柴禾，去加添法兰西文明的新温度。

塞纳河畔的沙龙没有这般温馨，而是一种体量庞大的奇迹般凝冻。圣母院、卢浮宫、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都是这个沙龙的参加者，因而连路易王朝每一位君主的在天之灵包括那个最爱出风头的路易十四也没有资格充当主持人。正当巴黎人心中有谱口中难言之际，从遥远的海岛传来一个声音：

我愿躺在塞纳河边，躺在我如此爱过的法兰西人民中间……

柔情万种的巴黎人哪里受得住这种呼喊？他们千方百计地把呼喊者遗体从海岛运回塞纳河边，而他一旦住下，这个大沙龙不会再有第二个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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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挤成了国际景观，巴黎人一边自豪一边也挑剔起来，挑剔是自豪的延伸。

当年埃菲尔铁塔刚刚建造，莫泊桑、大仲马等一批作家带头怒吼，领着市民签名反对，说这个高高的铁家伙是在给巴黎毁容。这相当于沙龙聚会的参加者受不住新挤进来一个高瘦伶仃的胄甲人。

想想也有道理，聚会讲究格调和谐，当埃菲尔铁塔还没有被巴黎习惯的时候，无论在造型还是在材质上都显得莽撞和陌生。后来也佩服它偏赖着不走，简直有一点中国青皮的韧性，一会儿说是世界博览会要请它做标志，一会儿说是战争需要它发射电波，磨来磨去找借口，时间一长竟被巴黎人看顺眼了。

它刚顺眼又来了新的怪客，蓬皮杜艺术中心。揭幕那天巴黎人全然傻眼，这分明是一座还没有完工的化工厂，就这么露筋裸骨地站着啦？从此哪里还会有巴黎的端庄！

接下来的是卢浮宫前贝聿铭先生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当时竟有那么多报刊断言，如果收留了这个既难看又好笑的怪物，将是卢浮宫的羞辱、巴黎的灾难。

那么多巴黎人，全都自发地成了塞纳河畔这场聚会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其情感强烈程度，甚至超过政党选举。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城市很少看到。

对此，我们有不少切身感受。

昨天下午，我们在卢浮宫背面的地铁站入口处拍摄，因为今年是巴黎地铁的百年纪念，正好做一个节目。两位文质彬彬的先生，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一直看着我们，最后终于走过来，问清了我们的国籍，然后诚恳地说：“我们是巴黎的普通市民，恳求你们，不要再拍什么地铁了，应该让中国观众欣赏一个古典的巴黎。”